文/宝木笑。1917年，同样一个逐渐凉爽的秋天，27岁的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写下了他的第一个完整的短篇。27岁的年纪在当时并不算小了，但“大器晚成”这词儿好像也一生与他无缘。在洛夫克拉夫不到50年的人生中，一个名为“克苏鲁神话”的神话体系被他用无数短篇建造而成。虽然生前读者寥落，但其身后极尽哀荣。“克苏鲁神话”在后来的岁月里迸发出极为强大的穿透力和传播力，成为影响了整个世界文学史和科幻、神话、魔幻、恐怖等一系列小说题材的经典，斯蒂芬•金甚至说洛夫克拉夫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克苏鲁神话”的涵盖面极广，最著名的“克苏鲁”其实只是其中的一类生物。他们来自外太空，曾居住在距离地球数百光年外的索斯星，在距今3亿年前与克苏鲁的星之眷族还有昆扬人一同降临地球。洛夫克拉夫将“克苏鲁神话”点金成西方文学殿堂的经典，凭借的不仅仅是超乎寻常的想象力和恐怖感，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通过“旧日支配者”这一核心概念，在欧美文学中涵养出了一种“克苏鲁情结”。
在人类文明发祥之前，就有更加先进伟大的文明存在于这个星球，他们是“旧日支配者”，他们颠覆我们现有的一切认知，这样的“克苏鲁情结”其实并非个例。在欧美的汉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个是将汉学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完全低估，认为那些只是“西方中心”的蝴蝶效应。另一个则是将中国文化和历史进行大胆重估，充分肯定其在世界文化史和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甚至以一种“旧日支配者”的眼光审视我们的历史和文明。
这在英国著名学者和作家爱德华•伯曼的新作《秦俑两千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爱德华•伯曼花了三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权威史料，对秦代的文物古迹进行了现场的考古，采访了几十位秦史学者和考古专家，然后这位17年前就定居在西安的英国人开始了他的书写。秦始皇陵兵马俑是爱德华•伯曼写作的切入点，从这个点延伸出秦史和秦文化，然后返回到秦始皇陵及兵马俑的进一步深入探索，最终走势是对秦这个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王朝前情往事和身后影响研究的预判。
爱德华•伯曼将《秦俑两千年》的副标题定为“关于秦俑的一切想象、现实与未知”，翻读全书，我们会发现这是恰如其分的。如果我们不能完全理解一个文明，也许干脆用陌生化的视角去解读，反倒是一种爽利且引人入胜的蹊径。这恰似洛夫克拉夫笔下的“克苏鲁情结”，对于“旧日支配者”在远远超过恐龙存在之前的伟大科技和文明，人们怀着完全陌生的情感去触碰和猜测，这带给人极大的震撼感。
爱德华•伯曼恰似在开启一次“寻找克苏鲁”的旅程。《秦俑两千年》从秦史开始讲起，一直向前追溯到秦人的祖先。研究古代文献学的朋友不会陌生，“五帝世系”是一个充满着上古神话体系色彩的庞大序列。而秦人祖先则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部落里都善驯鸟兽，因而被舜帝赏识，赐姓为嬴。夏桀时期，嬴氏一族参与商汤灭夏，商纣王亡国后，嬴氏继续忠于前朝，故被贬到黄土高原，驻守西部边陲。嬴氏从远古先祖伯益和非子开始便精通养马驯马之术，这祖传的技术一直没有失落，使其不但在舜帝时被赏识，而且在周朝逐步壮大，直至被封到宝鸡、岐山一带的秦邑，嬴氏和秦人真正扎下了日后发展的根。
在爱德华•伯曼的叙事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西方史学视角对于神秘东方的那种无法掩饰的陌生化。“秦国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统一天下，他们建立的帝国不是像人们假想的那样最终由一个人缔造而成的”“它们之间是汉水河谷，汉，也是后来一个伟大的朝代和一个民族的名字，那里的人们自称为汉人或汉族”“在宗庙门口举行冠礼仪式，类似于后来的欧洲传统中骑士的束带仪式”……这些陌生化表述，让我们中国读者读起来确实有些趣味盎然。
实质上，“克苏鲁情结”本身，或者说“寻找克苏鲁”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学的范畴，陌生化视角是其逻辑的必然。记得洛夫克拉夫动辄就会在他的短篇里用很多修饰词进行大段大段的情绪铺垫，类似“你永远不会想象到我当时看到的是怎样一副让人无法忍受和难以忘却的恐怖景象”之类。老版的译者也确实有传统文士范儿，经常把洛夫克拉夫的原文标注出来，直接说“这部分我亦不知如何译最为妥当”。洛夫克拉夫酝酿许久的那种“大恐怖”，往往来自“旧日支配者”和人类当下文明、科技和美学的对比。
总体上说，对于“旧日支配者”，洛夫克拉夫的心情极为复杂，带着些许恐惧的表象，更多是对一个遥远高级文明的震撼和感叹。作文www.yuananren.com这就像西方史学视角中的秦，完全是一个同样具备令人震撼科技实力的远古文明。欧美研究者按照自己的较真模式，将秦始皇陵中的兵器进行化学分析，“化学分析显示，（秦）冶金学和制造业的复杂程度令人吃惊，一个惊人并且有争议的说法是，兵马俑所携带的青铜兵器的制造者竟然使用了20世纪的一项创新成果……借助便携式X射线荧光光谱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研究所指出弩箭制造知识的复杂性……”
远远超出古代范畴的科技水平，本身就是“寻找克苏鲁”最令人心动之处。当读者在洛夫克拉夫文字中读到“旧日支配者”远超当下的科技水平，那种震撼是铭心刻骨的。西方史学视角中的秦，就像东方神秘的“旧日支配者”，是他们心中亚历山大大帝式的半神传奇。所以，爱德华•伯曼也和很多西方史学研究者一样，喜欢做一些文化比较或者说文明交流史方面的拓展。
在《秦俑两千年》中，这种痕迹是很重的，甚至单独作为“最新发现”一章来讲述。比如，爱德华•伯曼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亚影响是巨大的，希腊元素“是永远存在的”。希腊—巴克特里亚人是秦始皇时代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的主要力量，他们和秦的接触，很可能影响着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建造。为此，爱德华•伯曼不惜到喀布尔博物馆进行资料搜集，为的就是考据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将他们的帝国延伸到了塞里斯和弗利尼”，而那个弗利尼就是今天的新疆……
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进行如此艰深的考据？从“寻找克苏鲁”的那些短篇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情结。面对“旧日支配者”这样的存在，人们正常的心理反应都是否认。而否认的高级阶段就是重新定义，即用自己的逻辑进行心理承受能力范围内的重新定义，说白了就是强行给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这就像爱德华•伯曼面对秦文明。面对如此恢弘的场景和强大的科技军事现象，西方史学视角往往有些令人费解，如书中所说：“关于兵马俑，最让人深思的问题之一是：创作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的知识和灵感源于哪里？因为中国没有雕塑的传统……”
如果用历史比较学的方法，我们不难发现考据亚历山大大帝和秦帝国雕塑之间的关系，其实从一开始就是缘木求鱼。公元前200多年前，希腊雕塑艺术确实进入成熟期，而同时的秦帝国已经有实力进行兵马俑这种规模的大型群雕制作，这两者其实不存在什么“源于哪里”的问题。人们无法接受在人类文明之前竟然存在远高于人类的“旧日支配者”，但克苏鲁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也许，对于西方史学研究者来说，遥远的秦就像一个神秘的“旧日支配者”。那是一个科技极为发达、实力极为强大的文明，那个文明用让人震撼的宏大叙事书写自己的历史，留下“世界第八大奇迹”。那个文明也会让遥远的西方研究者陷入疑惑：“最主要的疑问就是如何在这么长时间内集结70万男女并让他们工作？”“即使有如此多的劳动力，工程范围如此之大仍然令人惊讶……只有现代的物流系统才能够与当时秦的物流系统匹配，因为这些操作远远超过了古埃及和古罗马的运输规模”……
西方史学视角中的兵马俑和秦，是“寻找克苏鲁”旅程的终点，而对于我们，却是重拾自己灵魂的起点。秦统六合，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源远流长。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的郡县制、以秦律为蓝本的汉律、以秦礼乐制度为基础的汉制、秦汉同体的察举与征辟等选才制度……我们为何自称“汉人”？因为在“唐人”之前，我们已经锻造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硬骨。而这副硬骨是在勇武刚烈、轻生忘死、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的“秦风”中孕育而成的，正所谓“唐宗宋祖，秦风汉骨”，难怪定居西安的爱德华•伯曼会在书中强调：“之前没有中国这样一个地方，事实上，欧洲语言中的这个名字被认为是源于秦王朝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