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这首诗写自安史之乱、长安被破之际。任谁也想不到，曾经在亚洲世界叱咤风云的一代帝国会落得如此境地！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个朝代，虽然“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但不可否认，相对于中国历史上众多帝王，唐太宗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他开辟的“贞观之治”，与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交相辉映，创造了唐朝历史的辉煌顶点。两朝期间，来华使节络绎不绝，周边小国纷纷朝贡，处在亚洲权力中心的唐朝如日中天、声名远播。
但是，唐朝取得亚洲权力中心地位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没有笑到最后。最明显的就是唐朝初创时期，不惜向突厥俯首称臣以换取军事援助，帮助自己打天下；在安史之乱时，又以巨大代价恳请回纥帮忙平叛。这是唐朝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两件事，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在朝代稳定面前，所谓的面子、虚荣都不过是中看不中用的装饰，保护国家安全、维护君王统治才是第一位。
王贞平教授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独到的见解。王教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在唐代外交制度史等领域造诣颇深，在国际学术界有较高影响力。
在《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中，王教授一改或编年体或纪传体的常规历史叙述方式，以唐朝重大对外战争为主线，从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入手，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在风云变幻年代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盛转衰的王朝印象。
王教授并非不关心唐朝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而是将这个朝代的社会底色融入到了唐朝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征战之中，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立体多维、色彩斑斓而又极富视觉冲击的王朝背影。
纵览本书，战争、外交是叙述的主线与主题。作者大致按照北、东、南、西四个方位的区域划分，逐一介绍了唐朝与之交往的详细过程。
“与骑马民族共舞”，回顾了唐朝与突厥、回鹘的交往史，“与狼共舞”可能更为贴切，有快意恩仇，也有求人之难；
“在朝鲜半岛再造往日的辉煌”，阐述了唐朝与高句丽、新罗、百济、渤海国的纵横捭阖史，出征朝鲜半岛，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后院养虎”（按地理位置似乎应该是“前院养虎”），剖析了唐朝与南诏从蜜月走向分离的交往史，一手扶持起来的南诏国成了心腹大患；
“角逐西域，争夺高原”，分析了唐朝与吐蕃的分分合合，制约吐蕃不再是为了天朝颜面，而实实在在是为了国家安全，守不住西方的屏障，就有亡国的危险，唐代宗时期长安被攻破就是明证。
治大国若烹小鲜，原则把握住了，具体事情都好办。不管是战是和，也不管唐朝为何出战，总是少不了“德”“义”“宜”三个字在其中发挥作用，集中归结于一点，就是一个“利”。这是唐朝开展外交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方针，只有在利益这个“里子”得以巩固稳定的前提下，才会追求所谓的“面子”，以维护世界和平的名义，征伐那些不听话或与邻国争夺地盘闹矛盾的国家。
在唐朝建国之初，面对国内强权实力割据、国外游牧民族虎视眈眈的现状，“安内”成为李渊的首要任务，于是向突厥称臣寻求援助，面子无所谓，统一中国才是大实惠，这才符合李氏集团的最大利益。唐太宗登基之后也认为:“为政之要，务全其本若中国不静，远夷虽至，亦所何益？”
但是，当国家安定下来之后，唐太宗包括后来的唐玄宗心中那股以“吞四夷之志”的历史使命感又冒头了。647年，唐太宗出兵攻打绿洲王国龟兹，理由是:“劳己安人者义也。”我是为了道义而出兵，不是为了攻城拔寨。这种自相矛盾、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加重了唐朝百姓负担，也在逐渐吞噬着唐朝帝国的大厦根基。
在论述唐朝外交原则方针之外，作者还着重强调了周边国家在与唐朝交往时的政治心态。以新罗为例，这是一个似乎与唐朝关系很铁的附属国，作文www.yuananren.com经常派遣使节向唐朝贡，与唐朝套近乎，但在这些动作的背后，隐藏的是利用唐朝的政治与军事实力，将高句丽、百济一网打尽，好控制朝鲜半岛坐上霸主位置的心机。
新罗虽然在姿态上摆得很低，好像是唐朝的臣子，但实际上从未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尊严与追求。南诏国也是如此。这些国家在与唐朝交往时，利用了唐朝作为天朝上国的虚荣心，打着朝贡的幌子，最大限度争取现实利益。这种虚与委蛇的手段，与建唐伊始唐氏父子不惜颜面向突厥寻求帮助如出一辙。
对此，唐朝翰林学士陆贽在793年上书陈述如何管理边境事务时指出：“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机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无必定之规，亦无长胜之法。……知其事而不度其时则败，附其时而不失其称则成。形变不同，胡可专一。”
所以，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与一个国家的外交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战是和要看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最大化，只有符合才是“合宜”的，即便付出暂时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特别是在国家政通人和时期，为了体现天朝威严、树立大国地位而介入周边小国纷争进行调停，也可以看作是稳固唐朝权力中心地位的道德实践。这是帝国的软实力，与硬实力一起，成为支撑帝国腾飞的两翼。
王贞平教授将周边诸国与唐朝放置同等地位的国际视野为我们克服思维惯性，辩证了解唐代历史提供了有益帮助。他对众多史料以及研究成果的深入思考也为我们在阅读相关历史读物时提供了有益启发。比如对于司马光责备唐太宗在643年取消与薛延陀和亲是言而无信的行为，范祖禹指责高祖和太宗为了取得突厥的支持而向其称臣是置道义于不顾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高祖和太宗的价值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功效、合宜、权宜之计、相互的一己利益等观念，而不是诚、信等儒家道德。”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脱离实际的道德评价是毫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