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4小时47分钟，我读完了《陆犯焉识》。
热评里有一段话，用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最为恰当。“也看过《归来》这部电影，与书相比，电影更像是一场疾病，痛得你忍不住哭出来，而小说像是慢性的症候，心里咯了什么东西，想哭却哭不出”。
从去美国开始，我痛恨享受“自由恋爱”的陆焉识，清高孤傲又口无遮拦的陆焉识。为了他的婚姻自由，贪婪地享受望达、念痕带给他的激情岁月。为了他的学术自由，成了反革命分子，历经一场无期的流放。这不能全赖这个时代，这是他陆焉识自己的选择，应受的苦果。
又是从什么时候，我开始接纳他。不是陆焉识，是“老几”。或许是场部礼堂的那场电影，或许是出逃偷偷跟在婉瑜后面的身影，也或许是他“绝食”盲写的书信。我维护他，就像婉瑜为陆焉识开脱，“哦，路很远的”，来不及也不怪他，从他醒悟的那一刻起，他就出发在路上了。
看陆焉识在重庆那段时，我一停歇下来，就替婉瑜不甘心，连梦里也不放过。从她十七岁初次见陆焉识，她就便认定了这个人，她的风情流盼、她的疯、她的野，都只为陆焉识一人。爱这个人到了极致，分分秒秒都在捕捉他的气息，不抬头我便知道是你。
可巧最近读的几本书，都是在文革的时代背景下。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是充斥着大批判、大揭发下的坚守；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是一家三口苦中作乐的温情；而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是西北大荒漠二十年对繁华半生的反刍，是浪子回头的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