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在袁氏当国第一章那几句话总结的很好“事实上，在此之前的社会政治制度，原都是整个民族在数千年中，从生活实践中慢慢发展出来的文化整体。在这个整体的结构之内，帝王只是其中的一个缓环节而已。围绕着这个帝王，还有一整套交互运作的国家机器和与它们配合的天衣无缝的文化体系、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系统。他们是个相辅相成、一转百转的整体。因此，要从一个古老的封建制度，或帝国时制度，转入一个民主代议制度，这种制度转型，就非三五年之功了。事实上，东西方历史都告诉我们，这项转型运动需时数百年，始能竟其全功。”
第二章，一个政客每好逞一时之快，而罔顾死后遗臭万年，是愚不可及也。当政者应知生前自律才好。
这是个转型程序中的阶段问题，阶段未到，任何当政者都必然落个悲剧的结局。语云形势比人强，在那个形势之下，任何了不起的人，也无能为力。袁世凯这个人的悲剧，便是他卷入了这个他所改变不了形势。孙中山的幸运，便是他始终没有卷入这个形势。
从帝制转民治的药要点，便是把无限制权力转成又限制权力。
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能与机运，熔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斯之谓与。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
学术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存在的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