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顺手拈来，一开始觉得像流水账，似乎是想到什么就记下什么，但是慢慢读、静下心读，渐渐就能读出味道来，平平淡淡的文字，却意味无穷。
从书中我们能看到萧红笔下20世纪初的呼兰河、安安静静的童年，幼年的世界主要是家和家的后院、接触的就是普普通通的东北农民。呼兰河满目荒凉，开篇就写呼兰河严冬干裂的地面，第一、二章慢慢搭建起来呼兰河的生活场景图（环境、物质、精神生活、习俗等）。
第三章开始具体写人、写生活，尤其第三章写“我”与祖父，让人眼前一亮。
第四章从第二节开始，每节开头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或“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
所以，书中童年的“我”，目之所及都是荒凉景象，可是在家中的小天地、与祖父的相处，是荒凉童年岁月里的一束明媚阳光。呼兰河虽荒凉，但这里带有中国传统的乡土人情，这种人情有正面也有反面，既包含了温情，也有桎梏。
这种人情存在于特定环境中、特定范围内，它紧密、稳定、封闭。比如呼兰河十字街上的店铺不需要招牌，因为所有人对所有店铺的底细都非常清楚；比如众所周知有二伯是惯偷，但他还是照常生活在大家身边，他充其量只是成为一种谈资，打架、寻死时则成为大家的焦点。
这种人情甚至是压抑的，在这个特定环境中的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比如他人对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的遭遇，从他人的议论中我们能清晰看到环境对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的压力。
或许小团圆媳妇只要回家一段时间就能缓过来，可是她逃不掉；冯歪嘴子、王大姑娘则只能默默忍受，直到王大姑娘去世了，作文www.yuananren.com就只剩下冯歪嘴子默默忍受；施暴的胡家婆婆，她对同为女性的儿媳施暴，她也是传统恶习的受害者；呼兰河的人们也是受害者，他们看热闹、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只有还没受到传统恶习影响的“我”，在一个孩子的眼中，才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这种封闭的人情社会虽已瓦解，但没有完全消失，在21世纪的中国，我们仍能从日常生活中看见这些“人情”端倪。
家中的储物室是“我”的宝藏、后园则是“我”的小天地。在第三章中，萧红写道：“我想将来是不是我也可以到那没有人的地方去看一看。除了我家的后园，还有街道。除了街道，还有大河。除了大河，还有柳条林。除了柳条林，还有更远的，什么也没有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什么声音也听不见的地方。”
翻查资料我们能看到：萧红一直在路上，从中学开始辗转各地：哈尔滨、北平、青岛、日本、武汉、西安、重庆、香港。期间她逃荒、参加抗日游行、参加左翼作家的宣传工作；她经历了与汪恩甲、萧军、端木分分合合的爱情（怀着汪的孩子跟萧同居，怀着萧的孩子跟端木成婚）；2次怀孕却经历2次孩子夭折。
《呼兰河传》在1940年9月开始连载，于12月完稿，在《茅盾论呼兰河传》中可以得知：1941年4月，萧红还想前往新加坡。可是同年年初，她开始生病，直到1942年1月病逝于香港。
萧红一生短暂，她走出后园，走出呼兰河，在乱世与情伤中，身边人来了又走，她独自一人，身似浮萍，颠沛流离。祖父、储物室、后园，是“我”荒凉童年岁月里的明媚阳光；而童年时在呼兰河安稳的时光，跟祖父大声念唐诗、在后园瞎玩的快乐日子，大概就是萧红荒凉人生中的明媚阳光吧？
临终前，萧红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遭尽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课堂上曾说：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要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流露。《呼兰河传》做到了。
这部作品读起来不像小说，像是遥远的大梦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