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本讲谈社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出版了一套主题为“中国の历史”的10卷本中国通史读本，该系列第三卷是《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作者是日本学界秦汉帝国史专家、曾任日本秦汉史学会会长的鹤间和幸，推荐者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王子今教授。
由于诸多巨擘在先，近些年关于秦汉通史的研究新作不多，上一本有分量的书正是王子今教授于2009年出版的《秦汉史：帝国的成立》。鹤间和幸这本书的翻译引进，为国内秦汉史通论研究注入了比较新鲜的血液。和《中国的历史》丛书其他卷一样，《始皇帝的遗产》是日本历史学家写给大众的，上“写法轻松，富于洞见，吸取了近些年来的诸多学术成果，利用了最新出土的史料，是一套可读性与严肃性兼备的重磅历史佳作”的评价并不为过；至于“观点新颖”，应该说的是基于新史料、出土文物的新论述，以及作为日本学者不同于中国学者的一些出发点。秦汉史被中日两国学界咀嚼了这么多年，想啃点儿新肉下来可没那么容易。
总得来看，这是一本无论学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值得一看的好书。
2.看得出，作者意图用通俗的语言，层层重构秦汉约440年的兴衰史，主线是秦汉的开创、解决矛盾、壮大、兼并、创立帝国、延续帝祚，主题是“汉承秦制”、秦汉影响东亚，侧重点放在了世界史范畴（从东亚看秦汉）和日本视角（从日本看秦汉）。对日本（其他邻国也一样）来说，中国古代“华夷之辨”是研究里跳不过的一个大坎，鹤间先生当然也不认同这个说法，这也是他论作的重要立场。
秦汉时代的中国虽然通过丝绸之路联通了中亚和西亚，但和欧洲并没有建立直接的接触，甚至和西亚的交往也是间接的。中华文明相对的强大性、内生性和封闭性，使中国成为东亚这一广阔而独立的区域的中心。正是由于秦汉帝国的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世界的精神和结构雏形才在文明早期的帝国时代被孕育出来。
对于当时仍处于弥生时代日本而言，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刚刚形成，青铜器和铁器刚刚出现，统一国家形成还早得很。转折点出现在公元1世纪中期九州北部的倭奴国遣使到东汉。从那时起，日本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对中国发达文明的吸收，开始摆脱原始社会形态走向成熟，开始了同中华文明的互动，开始了对东亚文明的构建的参与。
秦汉帝国，就是日本文明的母亲。这无关华夷之辨，无关民族自尊心。中日两国学者和人民都应该有这个基本共识，就像需要承认近现代日本文化“反哺”中国文化一样。
3.日本等国的朋友看秦汉史，多数是仰望的，羡慕中国这么早就出现了统一的国家基本形态，进而形成了国家构造的基本形态和精神文化的基本形态，作文www.yuananren.com然后这些基本形态共同跨越、规范了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并对中亚文明圈产生了巨大影响。书名“始皇帝的遗产”，不仅是“秦汉帝国”，且是随着帝国肇始而出现的“皇帝”制度以及后来形成的儒学国教化。（腰封上“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真是挂一漏万）。所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很多汉学家入门的时候，言必称唐宋，而大学者则会溯源到秦汉，溯源到一个叫嬴政的伟人。
从历史和社会心理上探究，日本朋友非常看重“始皇帝”（貌似对孔子这位伟人不是十分推崇），且重点不在“皇帝”而在于“始”。毕竟，0到100之间的发展中，0到1是最了不起的突破。这样级别的突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仅有三次而已。
从政治层面探究，我们应该重视秦汉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宝贵“遗产”——共识。帝国制度及其伴生的官僚制与郡县制也好，“独尊儒术”也好，都体现的是共识。最大的共识是政治共识，最大的政治共识是法统；第二大的共识是思想共识，最大的思想共识是宗教（在中国体现为儒学等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真理）。真正的政治共识分两个层面：“你是我们的人”、“我们是你的人”；真正的思想共识也有两个层面：“你说得对”、“你看，他说得对”。
任何共识的取得，都是来之不易的。达成越大的共识，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秦侧重构建政治共识，汉致力于思想共识，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皇帝”和神学意义上的“天子”，都得来不易，是古代史上最大规模、最高层面的“以斗争求团结”。也由此，两个朝代一个成了“中国”英语单词的前4个字母，一个成了我们民族的名字。
“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史的遗产里最弥足珍贵的，就是简单的两个字——“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