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制中国的同姓而村及县以下的宗族聚居萌芽于隋唐，形成于宋，成熟于明清。自秦开始的编户齐民政策有效的控制乡里社会，在帝国政府有效控制范围内，皇权的影响是一直下乡的。
二、帝制中国形成的“兼并”与“不抑兼并”是传统经济的怪圈，无论兼与不兼，由于权力经济的存在，民众永均贫，国与官轮流富裕。脱离怪圈重点在于过程公正（起点、机会）。
三、帝制中国统一时期一直是大共同体本位主义，小共同体本位是被打击的，由此而生的伪个人主义被某些人视为现代性。帝制中国本质上是极权主义模式的掌控，其权力渗透性自秦制便已开始，其后汉代董仲舒改造成“儒表法里”一直延续到清代。五四运动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强化了法家传统，弱化了儒家思想，但这又没有解决现代化的问题。于是，秦晖先生从比较史学出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有可能通过个人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如宗族）去解构大共同体本位主义（如国家主义）。
四、西方福利的发展于中世纪时期在国权与教权的相对制衡下，小共同体本位（行会、村社、采邑等）的兴盛而附产生的对个人的福利救助（教会也参与）。这种西方福利从一开始的单向救助逐渐向双向保障的制度转变，尤其在近代化后，这种国家、企业与第三部门的关系更是构成了现代西方福利的发展秩序。中国福利的发展有所迥异，由于传统的大共同体本位过于强势而导致对民众的束缚大于保障，也严重限制了小共同体本位的福利功能的发挥。但就是此种情况下，在宗教、宗族与自发性组织下，中国古代福利仍有一定的发展。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福利制度的冲击与东南小共同体本位的兴起，中国福利得到了大的发展，但是49年后以及78年后则分别又有不同的变化。
五、封建中国产生的原教旨儒家是基于周制温情脉脉的礼乐的维护小共同体本位的学说。但是，在以法家为核心的帝制中国建立以后，摧毁了这种小共同体本位，强化了大共同体本位，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所谓的极权主义，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秦晖先生认为，道家是最早向法家投降的犬儒主义，从而形成了法道互补的局面。在汉代儒学成为“独尊”后，便一直面对着法与道夹击的巨大压力，在帝制的支持下，中国逐渐形成了“儒表法里”的局面。此种局面影响深远，直接影响了帝制时期的一些问题，例如：内外朝的矛盾、地方层面的分权与集权、经济方面的兼并与否、官员贪腐、农民战争等。有趣的是，明清之际有黄宗羲、王夫之等儒家曾捍卫过正统儒家，批判法家制度的残暴，但显然在帝制的压迫下，此种努力是徒然的。
在近代时期，西学与儒学曾经有机融合对抗法道互补（如维新派等），可惜到了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发动的批判儒学，将可制约法家的本土文化资源打倒，加之西方国家主义思潮的输入，使得中国原有的大共同体本位得以更加强化，这就是国共两党为何在建立国家后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因素。最后，秦晖先生提出，在实现公民社会的路上，可尝试将西儒会融，以便解构大共同体，同时也有助于西学的中国化，便于国人通过本土儒学的形式更容易接受自由民主等一些普世理念，也可能实现所谓的儒学超现代性的飞跃。
六、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确实是能代表儒家理想的一句箴言，但秦晖先生指出，若从有为与无为、有权与无权的角度来看，则应该“穷则兼济天下，达则独善其身”。在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上，自由实践者比自由理论者更重要（比如甘地、曼德拉等人），而有权者不能因为达就去兼济天下，因为他没有取得被兼济者的同意，无权者也不能独善其身，因为你不争取权利是不会有人来替你争取的。如何发挥儒家的现代性作用，在我看来，秦晖先生的此论论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自由实践）。
七、弗兰克的书《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引起了秦晖先生的注意，并对其中的相关论述进行了批驳，例如此书认为明清贸易顺差时期就是全球经济中心以及此书所持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作为经济原因的分析，但秦引用史实与现实指出了该论述的荒谬之处。同时也引发了秦的进一步思考，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西方（东方）中心论等之类的理论是否可值得商榷，他指出，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就制度论制度，就逻辑论逻辑。
八、公社为何会失败，一直吸引着学术界的研究，有人认为是因为公社体制与传统的村落文化不符，但是秦晖先生通过比较史学的方式，将帝制中国的农村与欧洲一些国家的村社等相比，发现帝制中国并没有形成小共同体的村庄组织。这也就是为何人民中国推进公社化运动进展迅速的原因（有过小规模反抗）。但是这种极端大共同体本位压制的农村生产体制，是非常不利于农民获取土地、工具等生产资料，乃至于基本的粮食等消费资料都不能得到保障。这种公社体制归根还是从属于重工业的发展、城市的维持，这就是由上而下，不反应民意政策的弊端。
九、土地改革等于民主革命吗？集体化等于社会主义吗？秦晖先生从马克思原典出发，探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理论的产生与嬗变，说明了马克思所说的农民理论是从当时的欧洲社会情况出发，主张让农民逐渐被资本家吞并，作文www.yuananren.com不加干预。然后社会主义农民理论经过列宁等人的改变，逐渐形成了集体化农庄的理论，可惜在俄国这种努力反而使原有的村社势力愈加强化，直至斯大林时期的暴力镇压才勉强完成苏联农业的集体化。秦先生也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对集体化农业的努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的“放纵”，最后反而是前者败后者成，是为无心插柳有心栽花之举，同时他也分析了这种现象的原因，那就是农民并不是消极的个体，只要在契约性精神下，农民也会与人合作，这种合作会激发农民的积极性；相反，如若国家强制集体化，强制农民依附于组织，那便是消解了农民积极性，那么这种努力只会适得其反。
十、汉语中的平等一词起源于佛教，起初的平等一词指的是无差别、平常心、安静等，但这不意味着古汉语没有表示平等的词汇，那就是均平。在儒释交汇的过程中，平等的语意演变成了与优等相对的中等甚至是劣等。在理学出现后，朱熹一派对平等一词的解释最接近于现今，而陆王一派则接近于佛教的原意。近代西方思想传入后，中日两国不约而同的用平等一词翻译equality，这才确立了平等一词的现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