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齐讲过：“所谓历史就是历史学家的解释，历史学家决定让哪些事实说话，哪些不说话。”可能，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赞同这个看法，他一面强调“唯物”，一面却走得更远，不仅要解释历史，还要把历史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西方的历史著作，从希罗多德开始就很看重解释，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再到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品，再到最近两百年内的历史书，都是侧重于理论和解释的历史，今天“学术”的历史书籍往往是制度史、文化史或者专题史。
中国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它不是解释的。对于著史者而言，它是精神的寄托，是生命的意义，是人格的体现。我在这并不是替古人说空话、说大话。拿《项羽本纪》来说，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之际，司马迁刻画了项羽饮酒悲歌的细节“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敢仰视”，正常写历史是不会浪费笔墨在这些细节上的，这种写法更多应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可是司马迁的大作却往往留心这些语言和行为。事实上，传统历史，特别是早期纪传体历史，是为了通过对古代人物塑造重新构建起自己的人格，是为了探讨人活着的意义。《伯夷列传》写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又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肯定了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屈服于世俗和主流。人活着应该有活着的意义，做事要讲自己的准则，无意义的生活不值得活，违背节操的事不应该做。这样的角度，与探讨历史为什么会如此发展、人类文明是怎样进步的、某次历史事件具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等问题的西方史学是截然不同的。
那么，古人可以为之不要性命的那些理想与准则又是什么呢？是封建的礼法？还是仁义道德？其实，司马迁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理想与准则是否真诚。豫让为了杀死赵襄子替主人智伯报仇，不惜“吞炭为哑，漆身为厉，”自己毁容而行刺杀，却不肯投靠赵襄子逐渐接近他而伺机报复，作文www.yuananren.com因为“愧后世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而赵襄子不杀豫让与其说是因为“仁义”不如说是因为真诚，“智伯亡无后，而其臣欲为报仇”，豫让两次刺杀赵襄子，与其说是因为“忠实”不如说是因为“国士遇我，故国士报之”的真诚感情。
亲友的羞辱彻底改变了苏秦的意识形态，他并没有学曾参讲孝道，也没有学伯夷讲清高，也没有学尾生讲信义，他甚至彻底抛弃了那种“忠信”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妨碍司马迁为他写传，因为至少他在真心实意地完成着自己的志向。事实上，司马迁的思想，不仅要比今日无产阶级史家开放得多，而且要比鼓吹个人主义的西方史家开放。司马迁不但给隐士列传，为改革家列传，给辩论家列传，为学者列传，而且还给刺客、食客、医生、酷吏、游侠、日者、滑稽写传。我们今天有几部史书还能再给杀手写个传，还能给说相声的、给黑社会的、给算命的写传记？很多被写于《史记》里的人，并非因为他们对社会进步做出何等贡献，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丰功伟绩，而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操守和品格，是因为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更是由于他们做什么就真心实意做什么。
我也从传统的历史学中明白了，治学不是去讲理论，治学乃是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