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伊恩*戈尔丁和克里斯*柯塔纳两位教授，通过将现代现状的情况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做对比，表明现今如同当初文艺复兴所面临的环境，呼吁执政者放弃成见，采取措施，争取迎接‘新文艺复兴’时期的到来.
文艺复兴前的欧洲人，对世界的绝大多数了解都来自《圣经》。新地图（航海）和新媒介（印刷术）重塑生活世界。随着贸易、金融、人口、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世界各地紧密连接在一起。
文明之间新的交流，扩大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社会流动性、城市化以及移民浪潮共同为不同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创造了更多的交汇点。首要的条件是思想流动的速度、种类和丰富程度的暴涨。第二条件是受过良好教育且十分聪明的头脑，也日益参与到了思想的流动中来。第三个条件是私人和社会对冒险行为的慷慨激励和回报。
各种关联性力量（政治、贸易、金融、人口迁徒）已将人类社会紧紧交织在了一起。这些力量也影响了思想的传播。在这个交织的社会中，思想流动的规模、多样性以及丰富程度都呈爆炸式增长。但同时，欧洲、非洲和亚洲千年一遇的交往将专家们所谓的各大陆‘病毒库’互相进行整合（产生了黑死病）。
美洲虽被幸运地隔开了但欧洲探险者和侵略者的到来顷刻间让土著居民遭受到数千年来自然界所积累的恐怖。由于疾病消灭了大多数美洲原住民，幸存者又被无力杀害或征服，欧洲的帝国便主张当地的金银财富和耕地为其所有。如今的社会，政治上极右的（试图倒转社会朝着向同性恋、外来移民以及全球责任开放的趋势发展）和极左的人们（企图倒转社会朝商业和私人企业开放的潮流发展）都享受着横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涌动人气。
贸易打破了整个价值链，并基于战略原因定位每个环节：离岸外包一些，回岸一些，其他则近岸外包。成本当然重要，但并不左右决策。互联网让新的群体在21世纪的诸多热点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应对飓风桑迪的公众救援协作，巴黎气候协议及欧洲极端政治团体的兴起等。
跨国务工、生活的持续受限意味着，其他所有东西都能在全球流通，唯有人本身还举步维艰。对人而言，所出生的国家仍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将过上的生活。
‘逐渐落后’和‘蹒跚倒退’再次成为国家命运分野的两个主因。第一个因素（逐渐落后）涵盖诸多差异，特别那些受技术、贸易和投资影响而产生的差异。理论上，分享新观念并没有成本，但实际上，应用新观念的成本却可能很大。其中一些成本是直接的，比如购买或准许使用新技术，但那些高昂的成本往往是隐性的（教育公民如何使用技术）。区位、资源、劳动力供给水平和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政策选择、法律和金融机构的质量、种族或性别偏见等，所有这些都远比关税表更难改变得多。好的治理能帮助落后者迅速赶上（中国、加纳、新加坡和许多别的国家已经证明的那样）。但顷刻间，意想不到的退步（社会、经济、环境、生物冲击和各种冲突震荡）都能使甚至最恰当的发展计划所苦心经营而来的收获付诸东流（也就是蹒跚倒退）。
但正面的成就占据主导。首先是规模：失败的国家和倒退错误的最坏情况都相对较小，而过去几十年的最大成就则十分巨大。其次是广度：健康、财富和教育方面的成就大于其风险。尽管很多苦难仍旧困扰着这个世界，但从健康和财富的宏观层面衡量，现在实则是最好的时代。自上而下，人类健康（财富、教育）已跃升至历史最高水平。
自然科学是人类智力劳动的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系统，由诸多领域和子领域组成，包含两个基本分支：生命科学（对生物的研究）和物理科学（对非生物的研究）。第一个分支从物理学（研究物质是什么）开始，一直延伸到化学（物质的各种表现）和生物学（物质的生命组合），结束于医学（用于延长生命）。第二个分支研究材料，基于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并结束于工程学领域（如何将自己对物质的理解用于创造有用的东西）。物理方面，随着纳米世界的呈现，石墨烯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主要在于工业上）。而生命科学所呈现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有史以来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选择（基因改组及应用）。
现今的互联网击败束缚人类文明和科学发展的那些长期而大规模的限制，首先是语言，其次是科学数据的分析。但学术界和工业界出现了越来越多严肃质疑的声音：统计上的停滞（计算机提升生产率有限）、低于预期、梦想逐渐幻灭（新药研究不前）。
应该保持信心的四重理由：天才拒绝减少经济学术语（实际上无法用绝对标准衡量）、天才拒绝简单衡量标准的实际影响、天才拒绝期待、最大的成就尚未到来。但还是有担心的理由：枪支唾手可得、集体之恶（犯罪、极端恐怖分子等）、其他棘手的问题（没有工作机会的世界、强大的国家利益）。而如今，系统性风险十分普遍，因为唤醒天才的关联和发展力量同样加剧了这些风险得以滋生的两个条件：复杂性和集中化。复杂性的好处在于，更多种类和更大规模的相互关联以及各种流动因素都创造了冗余，其中，互联网（原理）是当代生活的最佳案例。作文www.yuananren.com但同时，视野范围内的各种事件已经形成了认知‘盲点’（例如上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梅毒病源）。解决复杂性的问题在于找到起作用的因果关系，通过一些管理和技术相互结合的解决方式保护自己，但复杂性束缚了认知，集中化限制了判断（非典型肺炎SARS、埃博拉Ebola、其他传染病（某种禽流感）和流行病）。集中化并非只体现在地理上，也体现在概念和行为方面（从MBA项目这种演练管理的标准化形式，到当今农业综合企业在作物和农业实践方面的同质化倾向，再到管理银行和贸易之法规的全球协调等）。集中化将财富、观念、天才以及零散资本聚拢到了催生创造性突破的临界规模。
当前的风险：复杂性限制了远见。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如何就制造了金融系统的危机这一点还难以看清。与日俱增的集中程度导致金融系统的失败更容易发生。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金融部门如一团乱麻的复杂性让身处其中的人们逐渐迷蒙了双眼。金融有风险，其主要参与者往往忽视了在社会中的真正作用，但作为一个企业，从未如此恰到好处地为人类的成就保驾护航过。
极端主义者和温和派的现代性愿景令人不安地在这个时代共存着。在双方各自看来：一方以道德沦丧的代价满足了口腹之欲，而另一方则以个人自由为代价满足了‘纯粹的信仰’。财富和贫困的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剧，这些不均衡的结果挑战着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固有观念。今天不同的现代性候选方案之间的冲突再次引发暴力，而范围也更加广泛。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主义者主张对所有地方的非信徒都一律施以暴力。
上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圣火也为遏制极端主义提出了最好的办法：更加一致地传递和世界可能做出的承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自己时代的鼓舞，使更少的人感受到它的背叛。对很多人来说，救赎是一种承诺，希望社会能够信守诺言。但现在幻灭正在重演。例如遍布世界的抗议活动（无论民主社会还是集权国家）。其产生的部分由于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每一次行动的失败都冷峻地提醒，某种积极的未来并不会简单地到来。需要奋力实现它。
社会信守对公民做出的承诺会抑制人们选择极端主义；这也有助于将温和派团结在一起（人口的全球迁徒、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公平、正义、责任、义务，这些观念是将社会团结起来的核心共识。而这些共识无论何时遭遇失败，天才蓬勃发展的共同体环境和活跃气氛就会被扩大的分裂和增长的冷漠所破坏。
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关键基础设施联网规模的上升（包括国防、化工、食品、交通运输、核能、水利、金融、能源和其他系统）意味着不仅网络犯罪，而且网络战争的恐惧现在也成为可能。重申信念，需要一个新的社会共识。抗议和阻力可能成为积极的力量，进而导致社会达成更具包容性的共识。
当前并非过往的简单重现，人类也并不会在每一个新的世代重新发明自身。环境在变化，技术也在变化；但内心深处的目标却历久弥坚（书中以被雷劈、保护不周而脱落等破坏的《大卫》雕像为例）。
作者提出了放大天才辈出的规模的具体措施：欢迎天才，拥抱天才（消除社会偏见）、公众资助的增加；政府需面对敢于失败的情形，进行税收改革（将税基上移、使用税收阻止交通拥堵和污染等公害、取消有害的能源和农业补贴、提高遗产税）、巩固社会安全网络、再次平衡知识产品的保护、简化法规。降低繁荣背后的风险措施有：制造新地图、承认风险、激发德行（诚实、勇敢、尊严）。
所有人都会共享机遇并重塑人类的境况，但最终，取决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