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使命是保护国民自由，主权是国民自由的必要前提，属于全体国民。国家力量不能小于抵御外敌的需要，不能大到威胁国民自由。
亚里士多德定义了法治的普遍内涵是什么：良法而制，普遍遵守。
刑杀之权是一种由国家政府垄断的暴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无论哪种政体下的国家权力都有滥用的可能。
因此，300年前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回答到：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罪犯，而是国家。
刑法的最大目的和作用是规训和遏制国家权力。毕竟不受法律约束的国家权力是可怕的，而所有国家权力中，刑罚是最可怕的，它直接针对公民的人身、财产、自由甚至生命。如果这种权力腐化、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过是污染了水源，而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却是污染的水源。
我们的有限性决定了法律所追求的正义是有瑕疵的，但并不代表正义是不存在的。任何知识都需要接受必要的怀疑，以摆脱知识的独断与傲慢。但怀疑的目的是为了相信。追求智慧，寻找人生的使命，以对抗虚无与虚荣。
人类社会有没有正义？在《理想国》中，柏拉图用严谨的逻辑彻底驳斥了相对主义。正义一定是客观存在的，至少从逻辑上，从经验论上，从类比上。
首先从逻辑讲，当你认为一个事情不正义的时候，一定在逻辑上有一个反对面叫正义。从逻辑上，相对主义所谓的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的主张本身就是绝对的。
从经验论讲，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不正义的事情，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渴望正义概念的存在？大家注意到，人的所有感觉一定有所投射的客观对象，我渴了所以一定有水的存在，我饿了，所以有食物的存在，甚至包括我有性欲，也一定有欲望指向的对象。那么人类为什么有对正义的感觉，因为一定存在一个正义所指向的对象，否则这种感觉从何而起呢？
从类比论讲，如果把正义类比为完美的圆。圆这个概念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呢？是主观的。虽然人所画的所有圆都不是完美的圆，用任何仪器都画不出完美的圆，但是“圆”这个概念是存在的。正义也一样，我们虽然看不见它，但并不表示它不存在，它依然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早期的刑法充满原始复仇的自然正义观念，基本上是根据客观损害结果来决定对行为人的处罚，丝毫不考虑主观罪过。这种客观归罪甚至会迁怒到无生命的物质。
相传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Xerxes）大举进攻希腊，大军行至赫勒斯邦海峡（今称达达尼尔海峡），薛西斯下令架桥，两座索桥很快被架好了。作文www.yuananren.com不料桥刚修好，狂风大作，把桥吹断。薛西斯大怒，不但杀掉了造桥工匠，还命令把铁索扔进海里，说是要把大海锁住，同时命人用鞭子痛击海水300下，惩戒大海阻止他前进的罪过。类似举动在人们的婴幼儿时期也常有发生，当蹒跚学步的孩子跌倒在地，他首先认为是地板的错，如果大人也象征性地打一下地板，孩子就会转哭为笑。
“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包括翻译到欧洲的《通鉴纲目》和传教士们的《中国丛刊》等。不过，马戛尔尼等人的游记显然给了他最大的震动。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明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很显然，黑格尔的许多结论直接来自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记载和判断。比如他说，在欧洲，鞭笞是“加在荣誉上的一种侮辱”,“在中国就不同了。荣誉感还没有发达，一顿笞打原是极易忘怀的，但是对于有荣誉感的人，这是最严厉的刑罚”。西方人对这种侮辱十分敏感，而“中国人就不一样，他们认不出一种荣誉的主观性，他们所受的刑罚，就像我们的儿童所受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