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它的召唤，一切辛劳都微不足道。
不久前，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中的“福建土楼”引来诸多争议：为何这个发生在北魏时期战争背景下的故事中，会出现闽地晚至宋元才出现的传统建筑？
有人分析，这类建筑并非东南地区的专利，南北朝胡人入侵，兵荒马乱间，很多北方汉人宗族也会修建类似的、被称为“坞堡”的民间军事屏障，其形可方可圆。然而，由于中原地区的坞堡已不可考，保存完好的土楼又如此迷人——好莱坞的能工巧匠大费周章仿照它搭建了实景，反遭观众诟病。毕竟，土楼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建筑是文化的物质缩影，这种特定的拥有防御功能的山区大型夯土民居形式，确实也始终与客家文化及闽西地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艺作品对于文化素材的拼接、再创作，其与历史和文化事实之龃龉，确实值得探讨，但将并不熟悉的异文化符号化、扁平化，却也并不仅仅是好莱坞式东方主义的傲慢，而是全球化时代的通病。我们也许对国内外那些被列为世界遗产的建筑也神往已久，但对其背后的风土、人文、历史环境却不求甚解。在此意义上，“丝路百城传”所做的，便是要尝试加深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用文字继承丝路的精神，带领读者加深对“他者”的了解。
客家土楼已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代表性的景观，在国人眼中，也是福建的乡土地标。但直到读了《龙岩传》，我才跟随着两位客家作者真正走近了此地的文化：
土楼，落户在闽西，落户在客家民系与福佬民系交界的永定东部山区，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客家先人初来的时候，条件简陋，只能砍几棵树，割几蓬草，就地搭起茅棚蜗居；此后，生活安定些了，便把中原带来的夯土技术用于客地，在土著的周边盖起简陋的土墙瓦屋，这些错落在山野间的房屋固然很有诗意，安全却难有保障。在经历了长时间对安全的担忧之后，经济条件许可了，就倾整个家族之力，建起土楼这庞大的家族之城。早期是方楼，重在防御，然后再发展到既利防御结构又更为合理居住更为舒适的圆楼。这样的发展历程，前后经历了数百年。
人们津津乐道土楼的博大与神奇，而我，却总在想，土楼，为什么体现出那么强烈的封闭与开放的对比？它体现了客家人怎样的性格特征？这就是客家人的悖论么？客中，常怀着家园的梦想；家居，又总是客旅的胸襟。筑起圆楼，圆梦之时却也封闭了自我；走出圆楼，远行之际却又为什么回望频频？
在本土作者的笔下，土楼象征着客家人颠沛流离的征程，也是闽西人精神的有形化身。闽西即福建西部，这个概念今天指的是龙岩市管辖的地域，包括4县2区1市。这是一片与“移民”息息相关的土地，中原汉人南迁后在此生息繁衍，闯荡南洋的华人又由此出发远航。在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之间，高山深谷、接岭连峰的闽西产生了土楼这样恢弘而“矛盾”的建筑；在“扎根”和“迁徙”之间，龙岩人兼具寻根念祖、弘扬祖德的中原情结，和筚路蓝缕、乘风破浪，深入无人之境的创业精神。
这部龙岩的传记，也就连接起一部千年迁徙的历史。
龙岩，全国唯一的以龙命名的地级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龙岩传》从闽西考古发现中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开端，写到典籍中记录的秦汉时期土著先民。可以看出，中古之前，不同于北方的文明和族群已自这片大陆边陲的山野中产生，但在中原人眼里，仅仅是未经教化的烟瘴之地和山都木客。西晋初年，闽西地域才有了第一个县级行政建置，而即使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中，山林间游耕渔猎之游民族群，依旧不被纳入官府户籍统计、役税体系中，闽西仍是帝国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触不可及之地。及至唐初，蛮獠的势力依然占绝对优势。
从西晋起，中亚游牧民族入侵引起的混战，逼迫中原汉人开始了第一大规模南迁。其后数百年中央王朝中数次交织起伏的灾荒、瘟疫与战乱，继续驱赶着汉人“向南，再向南”，来到闽西——这里“山高林密，水险道阻，山有山珍果腹，谷可拓荒为田，既远离战乱，又有望解决温饱”。文明的进程得以在这片化外之地加速，副标题中“两条江与两个民系”的画卷也随之展开：
客家先人由赣入闽，沿汀江及其众多支流自北而南居处；先期进入闽南沿海的福佬先民，则自九龙江入海口溯源而上，在九龙江干流北溪上游地域居处。在与土著的数百年碰撞与交融间，二者分别同化了土著，各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方言与风俗民情。在汀江流域，诞生了客家民系；在九龙江上游流域，则诞生了被称作河洛郎的福佬民系的一支。
由于汉人大量南下，避役百姓甚众，唐开元二十四年设立汀州，这是闽西第一个州级建置，实现了对这片地域强力控制。汀州初辖三县，不久龙岩转隶漳州。汀州在历史上一直是闽西重镇，至明中叶，其属县增设到8个，统称汀州府八属。清雍正十二年，龙岩直隶州设立，闽西“一府一州”并存的格局形成，延续两百年。至民国末年，闽西行政中心转移，汀州成为闽西地域的一个县，原龙岩县治自此作为龙岩中心城市迄今。
从中央的视界和王朝大一统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对边陲地区控制和开发不断加强、行政管辖手段不断发展的权力渗透过程，而在地方的视野，作文www.yuananren.com这也是族群融合和地方文化传统建立起来的过程，是发展经济力量，维持文化活力，与帝国中央交流、吸收外来文化养分的机遇。比起书写历史功过，两位作者更是实实在在“浸淫”在地方文脉中，立足本土，有情地观看历史的沧桑嬗变、起落沉浮，书写两大民系文化的蓬勃发展的过程，详述民俗、方言、建筑、手工艺、宗教信仰等的起源变迁，细数先人们在闽西大地上创造出的瑰丽文化遗产。
封闭的大山，不便的陆路交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自逐水而居的村落，两种文化各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但两个民系却又有着共同的精神——九龙江从漳州入海，汀江从广东潮州入海，不同水系旁的人们世代都有着向海洋扬帆的梦想。明清以降，两支民系的后裔都由两江源头奔赴出海口，足迹遍及海内外，在海丝之路上留下了闽西子弟的身影。王景弘是与郑和并列的正使，七下西洋的领航者之一，也是福建海丝第一人，沿着他开启的航道，一代代闽西后人劈波斩浪，远渡重洋，这些先贤与富商的事迹也成为了龙岩精神的源泉。到了近代国家危亡之时，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在海外立业的闽西华侨也集结起来，倾尽全力支援祖国、回馈故土。另一方面，前现代时期，闽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不够发达，究其原因，主要也在于宗族的局限，始终从属于整个家族经济的族商背负过重，步履蹒跚，不利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及至近代，作为古田会址和苏区革命根据地，龙岩终于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摆脱了千百年来延续的边缘角色，两大民系也终于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格局延续至今，当代“龙岩”的行政区域便包括了这古往今来两大民系所居住的辽阔热土。而由古传承至今的创业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让21世纪的龙岩人在新时代“走出去”的战略中踏出的脚步遥远而坚定，带着海丝之路的闽西记忆，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继续深入着异国他乡。
中心与边缘，文明与蛮荒……正如书中所说，文明本就不只是一首单纯的颂歌，边陲地区也有着自身的精彩故事。历史是复杂的，有美丽有残酷，有记忆有遗忘，有艰苦中的创造，有迁徙中的回望，且是人类不同意志主体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既受到中央朝廷的左右，也由万千升斗小民渡海谋生汇成的“过番”大潮组成，同时为自然界里难以驯服的因素——高山与海洋所共同谱写。作者在对各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全景给予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没有忽视历史中微观的生命体验，以及自然和文化互动的历史过程。
为了印证地方典籍中的“片言只语”，两位作者的足迹遍布了闽西一带的乡土风景。攀登山峰，走进乡野，深入洞穴，在触碰得到的风景里，他们看见了那些令人敬畏的遥远故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以及那些“绵长岁月间生息在此的生灵”的印迹。他们用文学化的书写，用那些具体的、暖调的、还原性的想象和叙述把历史拉回到我们面前，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本土人的情感世界观，以及他们对家园和记忆储藏之地的依恋。
这部传记就像一本闽西地区的古老家谱，字里行间的强烈情感本身就是一种龙岩地方精神的体现，让我想到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其意指对身处环境的情感依附，即一个人在精神、情绪和认知上维系于某地的纽带。与那些身处延绵数百年的民俗狂欢、祭祖仪典中的客家人一样，两位作者用寻访与写作的方式，与遥远的祖先进行着沟通。其中，地域及其叙事或许已经成为了一种载体，成为了文化的符号，但这亦是一种独属于土生土长闽西人的历史书写，让我们能听到千百年间文明激荡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