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运气的三种回应
“大多数人假设好的生活就是幸运的生活，甚少不是没有好运的生活，这无疑是正确的。”纳斯鲍姆在《善的脆弱性》一书中通过梳理亚里士多德对好生活的论证来表达自己对何谓好生活的看法。其中她提出重要问题：运气或命运有什么力量影响人类生活的善？正直有德的生活是否会受到运气的影响？纳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一书便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而展开。
第一种回答来自柏拉图主义。有些人很自然地认为运气在人类事物中的巨大力量是获得某种生活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因此他们试图缩小好生活的范围，只承认那些具有最大稳定性，不受偶然性影响的活动才具有内在价值。书中的第一、第二部分以古希腊伦理思想中对自足的追求为主题，描述了苏格拉底等人试图借助理性使真善摆脱外在运气左右的热望，比如在《游叙弗伦篇》中，游叙弗伦面临着他对自己父亲的尊重以及他要保护别人性命的义务之间的严重冲突，而苏格拉底将这种道德冲突解释为伦理分歧，即只要澄清哪种信念为真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他怂恿游叙弗伦打破传统观念，只听从众神能达成共识的要求。这一做法直接消灭了道德冲突，游叙弗伦不再因坏运气（艰难的选择）而面对悲剧。正如萨特所言，最好的出路是彻底放弃系统化的伦理准则，自由地、清醒地以及无悔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苏格拉底对自足性的追求逐渐走向神性，他认为若要拯救人类的生活，必须更加彻底地科学化，以此来免除运气带来的困扰。但是当我们急不可待地用技艺去控制没有得到控制的东西时，我们也容易远离我们原来想要控制的生活。
第二种回答来自康德主义者，他们认为运气根本没有什么力量影响人类生活的善，行动者控制了一切与好生活相关的因素，外在的不受控制的事件既不能强化好生活，也不能显著削弱好生活。在康德主义者看来，道德价值至高无上，不受境遇威胁，因而善的道德价值是始终不变的。他们试图否认按照美德来从事的实际活动就是好生活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只要具备了美德，哪怕他受到奴役或是监禁等折磨，这个人依旧同其他未受妨碍的人一般，正过着值得赞扬的好生活。
第三种回答来自亚里士多德，他通过间接地逐一捍卫更为脆弱的价值主张来回应以上两种观点。他拒斥第一种观点并不是因为保守主义的机械导向，也不是以某种价值中立的方法来发现事实，而是因为运气至上论与我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相冲撞：我们相信只有当一个好的生活能够靠努力保障，且努力处于大多数人能力范围内时，人类生活才值得过。如果我们否认这些信念，就触犯了非矛盾原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的第一卷就告诉我们，人是唯一能体验到善与恶、公正与不公的被造物，而不是野兽与具有神性的存在者。唯有人，才是既合理又缺乏个体自足的存在。那种缩小好生活的范围的途径并不是一般的人类尝试获得的，超越的自足性可能使人恰恰远离了试图追求的好的生活。他也驳斥第二种观点，首先，即使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处于好的条件之下，这种条件本身对于生活的完整的善也并不充分；其次，好人不会无限制地变得脆弱，一个具有稳定好品格的人不会因为遭受连续的不幸就采取违背品格的行为。而美德本身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美德具有一种脆弱的开放性，轻易信任他人的人比自我封闭的人更容易遭受背叛，美德预告了自身的灾难。
二、善的脆弱性
纳斯鲍姆也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好生活要求我们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它，但是由于各种形式的运气，好生活可以被打断或受到妨碍。对行动的论述与对人和生活的伦理评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连续性，好生活的脆弱性就在于实际行动的脆弱性，在基于美德的实际行动中，活跃的行动被削弱，导致好生活无法被完全实现。
《善的脆弱性》是纳斯鲍姆早期的作品，她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作品中有所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关于正义的可行能力理论，并启发了阿玛蒂亚·森。由于个体不能因为自持美德而实现好生活，需要基于稳定的品质去实际行动来获得好生活，那么外在的障碍将会影响好生活的实现。可行能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内在的，可以培养出值得肯定的品质，另一部分是外在的，如果社会没有提供足够的空间使人运用内在的可行能力，那么最终也无法实现可欲的好生活。在纳斯鲍姆看来，合理而公正地安排社会制度的话那么很多人类灾难是可以避免的。
除了对外在活动的关注，内在活动本身的问题引向了更深刻的思考，人内在活动是否本身不可能受到痛苦的阻碍？人类并不是完全消极地与世界互动，而是具有一种复杂的响应，来自世界，又向外聚焦世界。每一种人类美德都要求某些外在资源和必要条件，也追求一些外在对象，一切人类活动在某个方面都是关系性的。其中有的价值自足而稳定，有的价值则受外在威胁显得脆弱这。种关系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政治关系、爱和友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一种良好的品德需要在正义的城邦中才能完全实现；爱的充分表示或是其本身的存在都需要依赖其他品质，友谊也是如此。这类人类美德的存在及其价值，与冒险、欠缺或阻碍的条件是不可分离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由那些条件构成。当这些关系性的品质被纳入好生活的一部分时就很难再否认善的脆弱性了。那么相对应的，通过培养和塑造友爱、信任等社会情感，能够帮助缓解不同个体之间的张力和冲突。因此这也在提醒人们如何去呵护人类的善，以及强调情感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三、善与悲剧
纳斯鲍姆通过对古典悲剧作品详尽分析，揭示了悲剧冲突所带来的困境：有很多东西即使不在行动者的理性和意志控制范围内，但仍然需要他们对此负责，如对境遇的反应、欲望、情感和想象力。俄狄浦斯在无知的情况下弑父；阿伽门农在受限中将女儿献祭；克瑞翁坚持城邦价值而拒绝埋葬兄弟……他们都由于忽视了自身的限制，把同质化引入价值，作文www.yuananren.com以获取一种逃避两难抉择的安宁，即使感受到痛苦，也是孱弱而短暂的。在纳斯鲍姆的分析中，悲剧表现为超越人性的热望与认识到由此带来的损失之间的抗争。面对两种甚至更多种类的异质的价值，他们选择了以带有神性的自足来消解冲突，而换来的却是我们关于活动及价值的信念的背离。
这些古典悲剧作品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生活与价值的关系是否完全是悲剧性的？
纳斯鲍姆没有直接地说出她的答案，但她坚持认为要求活动的好生活中，好的条件也不是全然不受伤害的，她借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显示出一种微妙的平衡：只要行动者继续生活并决定使所有公认的人类价值都发挥作用，那么她的慎思永远不会是结论性的。也就是说，虽然好生活是脆弱的，但是我们并不会把脆弱的价值排挤出去，人类的价值体系越丰富就越不可能在其中找到和谐统一，我们越乐意接受不同价值，就越可能出现价值冲突，和谐统一的代价是价值的贫困，是极度的不和谐。悲剧向我们表明，要清楚明白地描述和认清冲突本身，并意识到我们不可能找到出路，行动者最好的结局就是直面他所遭遇的痛苦折磨。
虽然肯认了人类生活中的悲剧色彩，不论是外在的偶然性，还是价值内在的冲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斯鲍姆接纳一种悲情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好生活。她向我们强调，虽然人类对善的追求是脆弱的，但是并非一切导致脆弱的原因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悲剧帮助我们提前思考未来，以便通过明智的规划在一定程度上排出这些可怕的冲突，这是悲剧的贡献。
悲剧表明了一种人类生活的可能性，人类的生活是丰富的，友谊、理性、哀歌、星辰都是有趣和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