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一个人回忆自己的人生，他们总会说生活苦难多于幸福。放眼望去，生活仿佛起起伏伏的山峦，跌宕起伏，但实际上生活大多是平坦的马路，只是在时间的冲洗下，平淡的被自己忘却了。
《鼠疫》中的奥兰是一座平淡的城市，它与其他城市存在差异，你可以看作是与众不同，但不过在所有城市都拥有“与众不同”的情况下，这种不同仿佛是湖面上的一圈涟漪，不会惊起太大的波澜。这份平静让大多数人得到了一种满足感，他们生活在里面，从不会怀疑这座城市的真实性，毕竟这座城市从小到大与他们为伴，他们吃喝拉撒、行为处事都在这座城市里。实际上，他们也没有理由怀疑这座城市，因为这种真实的感觉指导着他们正常有序的生活，这对于平淡的一生来说，已经足够了。
或许是奥兰的不幸，又或许是奥兰的幸运，一场鼠疫打破了它的平静。这不是什么小打小闹，这是一场狂风暴雨。鼠疫最伟大之处就在它的严重性，它不是路上的什么绊脚石，只能让人踉跄一下，它是低谷，是苦难，是绝望，它让整座城市陷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之中。这仿佛是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因为它让所有人第一次直接面对上了最大的虚空——死亡。这立刻让人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虚无感，赖以生存、司空见惯的真实感在死亡面前瞬间崩塌。这种感觉就如西西弗斯，众神惩罚你推一款石头上山顶，但快到山顶时石头永远会重新滚落，而你必须重新开始。上帝让你预见了自己总是会去向虚无的死亡，在这份虚无面前，你做的什么事都失去了意义，这种对虚无结局的预知，让你产生了无意义、消极的悲凉之感。这本是每个人无法逃脱的折磨，但它其实一直被压在心底，而当艰难的时刻来临时，这份折磨就开始蚕食一个人的生活，让其双眼不得不直视这个问题，也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诞”之感，一种人的理性与世界的非理性部分的冲突。
人面对这个荒诞的问题，加缪提出了三种道路[1]：1.自杀。既然人终究走向虚无，那么活着的意义就消失了，一个注定毁灭的躯体，有什么必要存在呢。2.哲学性自杀。既然人的理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用非理性的方式解决，提出一个上帝，让上帝告诉人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活下去，而人要做的就是无条件相信这个上帝。3.反抗。这种反抗就是《鼠疫》中里厄、塔鲁等人对鼠疫的斗争。
如果荒谬不存在，反抗自然不存在，但如果反抗不存在，那荒谬也无法存在。荒谬来源于人对永恒世界的向往，正是因为人有对真实的体验，作文www.yuananren.com才会产生对立的虚无。反抗是对一个世界的否定，是对另一个世界的向往。如果不存在反抗，那么世界就只有一个，就不存在与这个世界说“不”的世界，那就自然没有“荒谬”的问题。正如奥兰平静的生活较之奥兰居民是一种美好，这种美好是人真实经验到的，这种感觉虽然无法诉说，但谁也不能怀疑它。正是这种经验，唤起了人们对永恒的渴求，才随之产生了对虚无的恐惧。所以当鼠疫发生的时候，里厄一行人会选择对抗鼠疫，而不是因为人固有一死，就让鼠疫随意蚕食奥兰居民。他们相信这种人生的荒谬是来源于人在这个世界上最真实的思考，荒诞不仅仅意味着无法逃脱的宿命，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对生活的真实性的肯定。这是一种精神胜利，而在精神缺乏的年代，最需要的就是对精神力量的肯定。
荒谬会产生反抗，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自杀。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下，这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不同于哲学性的自杀，它并不是去寻找上帝，而是消极地面对存在必要性的问题，《鼠疫》中的科塔尔揭示了这个精神问题。当遇到苦难时，科塔尔也感到了“荒谬”，但他面对这种折磨时，更多地表现出向往之情，他期望别人一样遇到折磨，让他们活得和自己一样，从而找寻慰藉。加缪借塔鲁之手表达的对科塔尔的态度十分有趣，他在看待科塔尔时，并没有诉诸恶意，而是“他开始喜爱上这些囚禁在天空和城墙之间的人了”。他并没有谴责这类人，而是表达出了对这类与“鼠疫”产生共情的人的理解与同情。科塔尔是我们在面对“鼠疫”这样的挫折时，内心的一种消极式的积极暗示。他积极在其本质上不是孤独的，而是一种渴望与他人拉近的热情；他消极在其表达方式上，不是里厄那样渴望消灭“鼠疫”，让人过上较之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渴望大家一起堕落。这种精神上的自杀，他终究会发疯，对真实越来越恐惧，最后为了解决荒谬不得不放弃接触真实，变成大海上的一座孤岛。
正如加缪在最后所说：“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也许等到那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它们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中死去，给人带去灾难和教训”，鼠疫作为生活中的苦难、绝望、无意义，它不会消亡，永远存在于人类之中。而反抗得到的幸福也只是无尽痛苦中一个可以忽略掉的片段，“他也明白，这部纪事不可能时最后胜利的纪事”，但加缪仍然呼吁：“所有当不成圣贤，又不甘心横遭灾祸的人，当然要将个人的伤痛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抗击瘟神乐此不疲的恐怖”。人生的无意义性往往让人安于无意义，丧失撕破黑暗的斗志，这才是其可怕的地方。愿人在某一天不得不面对荒谬时，可以找到荒谬背后的真实，鼓起勇气去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