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读福柯两传（迪迪埃·埃里蓬《米歇尔·福柯传》和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时，对福柯的工作日常和人际交往感到很困惑。这位思想家既压抑又放纵，A面基本不跟同僚交往（跟德勒兹说绝交就绝交），整天泡在图书馆记各种笔记，家里的书堆得像山一样高，尊贵的法兰西公学院（LeCollègedeFrance）“思想体系史”讲席；B面嗑药不止，和男人交欢，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法国、突尼斯）——二十世纪中后期最伟大的学问居然是这么来的，真叫人匪夷所思。
项飚肯定很欣赏福柯的B面，不然他也不会说：
1968年的欧美，之所以成为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学者亲身参与运动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让他们看到个人意识、生活方式、通俗文化的重要性等，从而思考政治、国家等范畴的新含意。（见《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在访谈中，项飚很熟练地贯彻反教条、反体系、反知识分子、反精英的精神，刻意与八十年代的趣味、风格保持距离。而且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细节（例如他大舅舅、三舅舅的故事）来证明，这种自觉绝非媚俗——不用说，在今日中国，这样的观点很能讨底层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的欢心。但项飚的世界观的确内生于其个性与成长环境的有趣互动，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术精英成长的缩影。所以这本访谈录有着一定的史料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对八十年代的批判，在《把自己作为方法》里得到更生动的呈现。其方法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一条：“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展开来就是两个概念“距离感”和“直接性”。跟很多动辄高论“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又光打雷没雨下的大陆学者比起来，项飚面对自己、世界时的基本态度好像跟他们拉开距离。
假如“距离感”和“直接性”确有其神力，当然再好不过。可反复检查项飚论述的细节，实际情况又难免令人失望。此外不要忘了，在所谓的“距离感”和“直接性”之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实事求是”早已走红多年。
其中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是：他一方面对66-76另辟新论，但有且只有一通标榜“解决问题”的义理，丝毫不见提醒读者深究细节的意思，也无意向读者表现为了这个多么高尚的义理，自己辛苦了多少（反而很云淡风轻）；马上与他对胡适的推崇相冲突：
我也很喜欢胡适的文字，他是英国式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文风也很好。……说话不能没有实证根据，这些都是没着落的话，只是情绪抒发，在胡适眼里，一点价值都没有。
项飚如此热衷谈论“经验之实”，让我想起前不久复旦一学术新秀出版的博论。这部博论以章太炎、鲁迅、胡风为线索，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批判“现代名教”（可以粗浅理解为所谓的名词党）。书只就文章写文章，没有历史环境的勾勒，写得相当保守，仍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眼界，没多大意思。更重要的问题是，如果这三位真有什么“实感”的话，尤其胡风，后来又怎会“不识时务”地写什么三十万言书？
其实清末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来不缺“现实主义”派；更别说，在同时代的欧洲已经基本抛弃十九世纪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观时，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始终非常强势。但同时不难看到，一个好谈现实感的知识分子，却又屡屡不现实（见墨子刻《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问题》）。所以项飚的论述看似别开生面，实际还是皮相之见不仅，连犯的错误也没什么稀罕的。
为什么会矛盾呢？项飚如此惶惑于“理论”与“经验”的关系，原因在于他对的并不是事，而是人。
他觉得自己是社会科学家，然而什么“乡绅”、“温州人”告诉我们，他所说的本质其实无非是浙商身上的经世致用文化，所以他才会说：“社会科学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规律，都在于自己怎么样去理解世界，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这句宣言当然有西方的影响，但我认为“温州”的部分，那些让项飚津津有味的成长经历，占比明显更大。
社会科学要给普通人提供观察世界、为人处世的办法，不是简单的道德教化，而是通过分析，这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社会科学告诉你，其实没有什么很强的规律，都在于自己怎么样去理解世界，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
在最新和陈嘉映的访谈中，他把最后两个“怎么样”全当作实证处理，实则不然。说实话，项飚这两个“怎么样”让我想起康有为。在“自己怎样理解世界，主动采取行动”这方面，圣人为的今文学精神堪称先锋。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跟学术的关系都不怎么大，更谈不上什么“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充其量是想把人解决掉而已，即人与人的争斗。好比胡风的文论就算再怎么追求那位新秀所说的“实感”，也掩盖不了他跟“奴隶总管”周起应之间几十年的人事纠葛。鲁迅也一样。
如果真要“距离感”要“直接性”，就应该直接向外人展示“怎么样去理解世界，怎么样主动地采取行动“一向受到严格的外部限制，提醒这种限制的存在，在毫无保留地、内外兼顾地讨论这种限制的前提下，研究在此之下的生存策略。这不仅需要理论也得靠经验，而且光一个人干不来。
项飚虽然也号称”认命不认输“（这是个非常恶心的说法，因为很多时候一旦认命，后面不管你认不认，结果就只剩输而已），作文www.yuananren.com但读罢《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回应与反响——我们如何叙述当下、进入历史：兼论人类学的现实角色》两篇他近年的文章，我认为他其实没那么在乎问题。他每次立论并非基于问题本身，而是光揪着人不放（例如其所谓“学科内卷化”）。事实上，面对生活，人常常束手无策，项飚却不往更深层的方面去想，尽觉得是人做不好——因为比起学术研究，他内心更愿意做政策研究室的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说，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因为它针对的不是问题和人之间的关系，纯粹汲汲于人的身份。人在面对两样东西时是绝对平等的：一是死亡，还有就是真理。一个真正求真的人，压根没这闲空在乎，一件事以及研究这件事的人的性质，到底是精英还是反精英。如果非常在乎，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问题跟学术无关。
项飚那么紧张理论的危险，并不真的纠结“理论”与“经验”之辨——综合起来，我觉得他实际是在与八十年代，与自己的青春搏斗罢了：他走了一条比谁都精英的路，但同周遭的人事并不怎么合拍。这绝不代表他就不精英，甚至反精英。他只是尚未解决自己的青春疼痛，把单纯的叛逆当成了不得的批判。
故我认为，在揭示问题方面，项飚伪装了自己。这种伪装手法除了反精英，还有反历史。他如此排斥历史意识，但有“进入历史“的野心，十分吊诡。他只把历史当作长时段的东西，认为历史学要求的连贯性容易消解现实问题的尖锐性，可历史学未尝没有他所肯定的“局限”、“戏剧”的一面。而且“太阳底下无新事”并非说问题从来都存在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而是说正因问题如此顽固，我们当下的人才能以古搏今，不仅自己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古人也有；如此方可凸显行动的迫切，不管结果如何。
回到开头。我原来很困惑福柯的日常生活与其学术的关系。他影响了很多个学科（包括项飚所在的学科），但没见他纠结过理论怎么样经验怎么样，精英怎么样反精英怎么样。他把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文献念得很熟，不妨碍他跟萨特并肩作战，跟双性人、精神病人呆在一起；ENS传统培养的高材生，一样可以出现在旧金山同性恋浴室。
事实上，纵观福柯一生的所作所为，他始终都在挑战着社会的公序良俗，很压抑很挣扎，所以他本来就是一个边缘人，不用像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一样，假装像个边缘人。福柯的身份，他的批判性存在，本身就是对欧洲现存秩序的本质性拷问和颠覆。至于项飚，他只是装或误以为自己是个反精英人士而已——从清末到现在，这样的人俯拾皆是。
重点其实不在如何解决问题。说句不好听的，人文社科发展那么多年，人类的道德思想水平也没见多大突破不是？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判断什么是被原始冲动（一种除了解决问题别的什么都容纳不了的冲动）驱使的问题，什么是生活、历史中世俗元素的障眼法，更重要。就像福柯完全不受生活的迷惑，因为无论他做什么都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如果说项飚这本小书除了九十年代史料还剩什么价值的话，我想就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