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后感1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作。何以写作资治通鉴，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尝听朋友说及，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史学本身即帝王之学。纵观中国史书，大多皆为帝王家传，抑或纪传体，多加润色及(作者个人喜好)，多以评价，部分人物充满英雄或传奇色彩。
自<春秋>之后，唯此书以编年体记叙，以时间排序，严酷真相，以上帝视角，看圣贤如何以百姓为刍狗，看天地如何以万物为刍狗。望帝王励精图治，治世治时。虽如此，但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崇尚皇权，崇尚权威，崇尚专制的国家，可以说『几乎』全部的思想，都源于为政治服务。故此书虽看似无所不包，实则为政治服务，用以教导天子。有些内容，仍是避重就轻，更何况司马光乃当朝宰相，以政治家的思维写史书，定不是以常人角度去以理解历史。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朝历代，换血开国，励精图治，鼎盛时期即旋而走向下坡路，迅速溃败。
周而复始，不曾停息。而中国古代所崇尚的极权主义及专制统治是非容易让帝王沉沦，准确来说，这个准则方之四海而皆准，好比法国路易十四只管生前享乐，不顾死后洪水滔天。享乐乃人之常情，为人之本能也，如西方现代心理学奠基人佛罗伊德的理论『广义上的性乃人类全部活动的本源。』。
而作为帝王，但这种猪栏式的理想，则绝非帝王之道，故司马光以刘备为例，避重就轻，删其享乐之恶习，留其沉稳之品质，教导帝王，胸有大志，沉稳为人。
正反皆有历史，兴衰成败，共计记录约250名皇帝或政治领袖。姜鹏老师以开国君主或承袭君主为例，细化分类。其中有一点颇为玩味，开国帝王打下江山后，须转型为平稳过度王朝。故以转型进入平稳发展为目，又对帝王进行分类。
以东汉刘秀为例，举以昆阳大战，以绿林军为主体，破王莽四十万余部队，直接导致新莽王朝覆灭。但并未以此为主，反以刘秀请卓茂出山为例，述以帝王。
卓茂者，西汉末年良吏，为人宽任恭爱，不与人竞争，曾为密云县令，但其影响力仅为地区，曾言『法为框架，礼为人心』。但刘秀以太傅之职授以卓茂，尊其仁爱宽厚。
司马光特意提出此事，则为皇帝说明：
一，开国须征战，但征战之后，则须仁人治国;
二，战争终会结束，稳定的发展才是人心所向;
三，选人才须审时度势，不同时期，擦亮眼睛，选择不同人才。四、以其之才，为其择位，不同的人才，须不同的位置，方能发挥其自身才干，为团队发挥作用。
常言道，『开国需要虎征战，治国需要狗护院。』中国古代父系社会和世袭发展的社会方式，开国皇帝必须为自己的后代承袭，王朝的稳定，统治的延续奠定基础，而刘秀对于卓茂的选择，一则是为王朝的稳定而选择人才，二则是表现对于停战之后国家发展的高瞻远瞩的策略。由此可见，刘秀颇有远见，不仅具备征战之才干，谋略之智识，更是具备治国之谋略。乱世须圣贤南征北战于水火之中救众生于危难之间，平定四方，然治世则须知士，以仁心，通达天下。
司马光又以贺琛为梁武帝谏言为例，贺述王朝发展之问题，官员奢靡生活，贪赃枉法，倡导节俭;望其远小人，用良臣;百姓赋税严重，贫富差距日益增加，国库亏空，须以休养生息为重，富强图远。然梁武帝大怒，斥责贺琛，
梁武帝知朝中情况，举例以自己之生活，以苦行僧生活以身作则，生以挫败感。
梁武帝之问题：
一：治国以身作则是对，但并不意味手下人皆能跟随，其菩萨心肠是善，但其无手段制止恶行，更是大恶。
二：心胸狭隘，不能听取谏言，更以可笑手法扼杀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忠臣之心。
贺琛之问题，提出问题是司其职，但仅以牢骚，针砭时弊，似当代愤青，有实际意义，却无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现代管理中，也颇为忌讳。提出问题，须以配对解决问题之办法，逐渐随时事而修正，方能长久。
司马光之看法，皇帝也为众生，一人成败，应以敞开胸怀，广听纳言，不以一己之观，偏激解决问题。
一：纵观中国历史，似乎不听谏言是每一个昏庸帝王的同病，古有比干犯颜强谏，最终落得剖腹挖心;又有千古谏臣关龙逢痛心疾首，炮烙之刑，唯留孤坟于九曲黄河。
自汉代司马迁：且忠言逆耳利于行。到满清慈禧潜逃，真正明白此言的，又有多少帝王君主，历代奸臣，赵高，李林甫，秦桧，皆为口腹蜜剑，笑里藏刀，留以后人所不齿。当下所言不清，历史自会公判。
二：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修身是必要条件，然修身未必能齐家治国，仍须良方，才能齐家治国。二者相辅相成。历代明君，皆能听取逆耳忠言，无论是修身，或齐家或治国，作为芸芸众生，皆须尝听忠言，每日自省。
资治通鉴读后感2
韩赵魏三家分晋
资治通鉴开篇讲的是三家分晋，三家分晋是周天子王权丧失的象征，进而讨论了天子之职到底是什么：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那么我们每个人自的“职”又是什么呢，需要自己思考。
智氏之灭
智氏和赵氏都面临选择后继之君的问题，智宣子识人不明，赵简子立贤为后，没有选好接班人是智氏身死族灭的根本原因。智伯自以为大，侮辱韩国主君，不防备灾祸，不听人劝告，强行索地于韩赵魏、使得三家联合起来对抗智氏。在最后的战斗中，本是智氏与韩魏联合攻赵，智伯却恐吓韩魏，唇亡齿寒使得韩魏临阵倒戈，遂与赵襄子合力灭了智氏，最强大的智氏反被韩赵魏三家联合给灭了，令人唏嘘。进而讨论了德才之辨，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选贤用人要以德为先。
刺客豫让
豫让为智伯臣属，宁可自己毁灭容貌、毒哑喉咙，其妻不辨也要为为身死族灭的智伯报仇，多次以卵击石去刺杀赵襄子，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而被赵襄子杀害。士为知己者死，即便如智伯一般刚愎自用的失败者，也有真心效忠之人。
魏国称霸
魏文侯魏斯称霸三晋，诸侯不敢近。原因在于：第一，尊贤，以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为师，招纳四方英才；第二，守信，答应别人去做的事情，不管自己处于什么状况之下也要达成诺言；第三，重义，韩赵分别拉拢魏国攻击对方，魏文侯都拒绝了，以德服人；第四，纳言，君仁则臣直，能听得进去臣子的劝谏。所以魏国能称霸。
田子方教公子击
公子击是魏国太子，在路上看到田子方，主动下车行李，田子方不搭理他，公子击怒了，质问田子方：“到底是富贵的人能骄横还是贫贱的人能骄横”，田子方的回答大意是：当然是贫贱的人可以骄横。因为国君如果骄横，他的国家就会灭亡；士大夫如果骄横他的家族就会遭受灾难。但是真正贫贱之人，就算一言不合得罪了别人，他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简而言之，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人要是想要的太多就会顾虑的很多，治国的人就不要轻易去得罪一无所有的.底层人民了。
用人五视
李克向魏文侯提出了选相的五个标准，简称“用人五视”：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最终魏成打败候选人翟璜，成为丞相。魏成推荐的人才卜子夏、田子方和段干木都成为了魏文侯的老师，翟璜则每次都是根据魏文侯的需求而推荐了吴起、西门豹、乐羊、屈侯鲋等人，都虽能解决主上一时之需，但都只是臣子。魏成荐师，翟璜荐臣，所以魏成当了丞相。
说明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要有全局观，解决一时之需的不及全盘谋划的，自己面临的工作和生活，什么问题是一时之需，什么又是全局战略呢？
悲剧的吴起
吴起有大才，却因为性格原因最终而惨死。吴起开始在鲁国，为了获信于鲁人，杀妻求将，仗打赢了，自己却被逼走了。到魏国之后，颇受重用，在与田文竞争丞相中又遭受失败，原因不是因为吴起自己不贤能，而是因为魏国此时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自身能力太强，却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无法走到高位。接着吴起就被魏国排挤出逃去了楚国，获得了楚悼王的信任，被任命为丞相。吴起力行变法，严明法令、整饬吏治、限制公族、抚恤战士、打破连横，楚国国力大增，但是得罪了楚国的权贵公族之人，最终随着楚悼王薨逝，而被贵戚大臣所杀。
吴起的悲剧根本原因还是自己造成的，杀妻求将有悖人伦，为了前途没有底线，所以说能力再强，即便强如吴起一般也是落得一场悲剧。做人的底线要守好，这是第一步。一旦你有一定能力之后，也不要过分沉迷于具体事务中，要正确认识周遭的环境和人际关系，不能四面树敌，除了专业能力更需要修炼人际相处。
齐威王用人
齐威王有即墨大夫和阿大夫两位地方官，一个到任那天开始就不断有坏话传到齐威王耳边，另一个则是不断的好话传来。于是齐威王没有妄下结论，而是派人去现场探访之后，才得出了结论，那个不断有好话的大夫是买通了大王身边的人，实则政事一塌糊涂；而那个不断有坏话传来的人，反而是干练之臣。然后齐威王也没有手软，直接烹杀欺上瞒下的阿大夫，最后齐国群臣都不敢瞎说话，齐国大治。
齐威王用人的经验：明辨是非、小心求证、出手狠辣，三步环环相扣。对于我们自己做事来说也是一样的，工作中的问题要有冷静清醒的判断，要自己真的动手去做了去了解了才能真正知道内情，确定了目标之后就要一击必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