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籍华裔文史作家陈舜臣生于不平静的年代，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后，不仅令十多岁的他更想了解祖国，还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以殖民地的“日本国籍”来生活的日子，有多么的艰难。
也许正因为陈舜臣不一般的人生经历，他以“双重身份”看世界。尤其中国和日本的关系，见证过苦难战争并在其中成长的他，意识到自己似乎能为这段历史写点什么，于是产生了想如杜甫那般“以历史再现时代”的文学创作念头。
他的创作灵感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没什么比这个更能令人信服了。所以当他看到中国进口木材上的弹痕，便联想到中日战争，这促使他开始历史研究，想把自己生存的时代以文学形式写下来，“世界和平”的心愿或许只能尽绵薄之力，但他依然契而不舍地用文学来耕耘着。
例如接下来要提及的这本《中国诗人》，陈舜臣就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们打开中国诗歌和历史知识的大门，讲解中国古典诗歌的起源和情感，同时也不忘留下笔墨，说说古代日本文人崇尚中国诗歌的原因，并以学习中国诗歌和中国典籍，为贵族教育之一的重视和潮流。
所以，把《中国诗人》称为一部“极简中国诗歌史”，是再贴切不过的。书中按时间顺序，从先秦到20世纪，简写了屈原、曹操、杜甫、李白、白居易、龚自珍、鲁迅等27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内容精短，不仅适合学习中国诗歌的入门读者，对日本读者而言，还是最亲切熟悉的“中国诗人榜”。
2、那么在“日式审美”里，他们最喜欢哪个中国诗人呢？是“诗王”白居易。
文学地位媲美中国《红楼梦》的《源氏物语》，其中引用白居易的诗句就高达106处，而且作者紫式部因为出身贵族家庭，自小就随父亲学习汉学，熟读中国古代典籍，所以她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
还有由大江维时编于唐末的《千载佳句》，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唐诗佳句句选，收录了中日诗人1110首，而白居易的诗高达536首，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尤其白居易擅长把情感化作简单明了的诗句，用浅白平实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不仅容易让读者产生共鸣，还是对读者友好的表现——读他的诗词不需要“高学识”这门槛。
在平安时代，读书人把《昭明文选》和白居易的《白氏文集》都作为必读书籍；就连寄情书画的嵯峨天皇都偷偷收藏了白居易的诗歌，甚至在国内大力推行大唐文化，从礼仪、服饰、建筑和生活方式极力都模仿。
陈舜臣还指出：“日本文明重视血统，中国文明则在于融合。”因为与血统相比，中国人更看重人的情感。中国文明是通过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形成的，而日本文明根基则在于对血统的信仰。
所以，不只日本人因为仰慕大唐文化而趋之若鹜，就连大唐“诗仙”李白，也结交了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为友，而且在误传他遭遇海难时，作文www.yuananren.com悲痛的李白还为了悼念他而作诗《哭晃卿衡》。透过《中国诗人》，我们可以明确陈舜臣对待中日文化的态度，一直是“求同存异”的；就诗歌而论，他既说出两国之间的相似和差异，有希望缩小因相似和差异造成的矛盾，更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说服大家接受“邻人伦”，并让两国做到真正的友好交流。
3、时光荏苒，中国与日本的“邻居”关系，渐渐地，似乎只能用“亦敌亦友”来形容。
在近代，中国青年曾经特别崇拜龚自珍，连年轻时的毛主席也不例外，因为他的诗既抒情又表达态度和愿望：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同时，又把现实问题嵌入其中，以政治做诗，又用“衰败”的景物里反衬生机：“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有别于中国诗歌喜欢体现“风骨”的用意，陈舜臣指出中日诗歌最大的不同——日本诗歌的题材多是围绕四季、生死和应酬，着重对景物或感受的抒情，喜欢非现实的浪漫，具有很强的消费性和娱乐性。
例如十分醉心杜甫诗词的松尾芭蕉，杜甫是因为战乱、饥饿而不得不流浪奔波，才写出“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种心如刀割的痛苦；但松尾芭蕉确实怀抱风雅之心而踏上旅程，写道“为追逐片云之风所诱，而浪迹海滨”，可见浪漫情怀。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把诗歌看作是仕途的踏脚石，而日本则把写诗歌看作一种艺术修养，高级的语言艺术游戏。所以摒除历史遗留下的问题不谈，只论文化交流，其实双方一直在“取长补短”，极力汲取对方的精华知识。
只有不故步自封，抹去文化的国界，把知识相融和友好交流，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的文化文明发展。毕竟与时俱进的必然性，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无法抗拒的，而历史，早已无数次用现实来向我们证明结果。
而被推崇为“日本中国历史题材第一人”的陈舜臣，始终在作品里体现出渴望中日友好的愿望，尤其晚年的作品里，还表露出追求人类和谐，世界和平的意愿。所以在他旺盛的创作力下，从1960年开始至80高龄依然笔耕不断，一生著作约200余本，小说作品尤其丰富。见字如面，在《中国诗人》里，我们不仅能看清中日文化的渊源，还能读懂陈舜臣爱国的一片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