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岁的李泽厚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专访时提到，启蒙是促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启蒙有利有弊，但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李泽厚欣赏美国思想家史蒂芬·平克的《当下的启蒙》，赞同书中平克对尼采、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思想的批评。
2018年，平克出版了《当下的启蒙：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辩护》一书。在启蒙思想不断遭遇挑战的当下，平克重新审视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的历史成果和意义，并回应对于社会进步的质疑。他在书中借助调查数据和被忽视的历史常识，逐一反驳当下媒体和知识分子对时代悲观的看法是错误的观点。
波德莱尔说：世上只有三种高尚的人：牧师、勇士和诗人。他们的职能分别是去理解、杀戮和创造。
推崇理性的启蒙运动，从18世纪诞生起就一直遭受着反启蒙思潮的挑战，其中浪漫主义运动对启蒙运动理念进行了坚决反击。
反启蒙观点否认人们应该理性行事，否认超越历史和地域的普遍价值，也否认和平与繁荣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世界上最大的善是英勇的斗争。他们认为，现代性已经彻底破产，无可救药，一种新的秩序将会在崩塌的废墟中建立起来，这将是一种更加优越的秩序。
尤其是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公然反对启蒙运动理念的民粹主义运动兴起。史蒂芬·平克因而在书中称，忽略启蒙运动的成就是一种危险的行为，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的理念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需要竭力辩护。
正如1960年哈耶克在面对自由主义理念经受历史最大考验之际所反思的那样：如果要让旧的真理保留在人们的大脑中，就必须在后代人的语言和观念中不断加以重申。
作为哈佛大学认知心理学教授，平克试图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的“熵”概念重新解释人类历史。“熵”概念即无序，在由熵操控的世界中，贫穷是人类的一种预设状态。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不断克服无序状态，从贫穷状态中走出来的历史。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亚当·斯密所说的这段话：
我们真正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财富。然而即使在今天，虽然没有人再相信事故或者疾病的背后有恶人在捣鬼，但在讨论贫穷问题时，却总在争论谁应该为此负责。
全球经济陷入停滞、民主政治遭遇民粹主义侵蚀等现象，令悲观情绪充斥于评论家文章和媒体上。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比特研究发现，对于西方世界发展进步的怀疑论，在19世纪还仅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但在20世纪后20年里却影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平克认为，进步恐惧有着更为深层的心理根源。心理学研究证实，人们对损失的恐惧超过了对收益的期待，对逆境的忧虑超过了对顺境的满足。另外，批评给人带来的痛苦比表扬带来的喜悦更为强烈。
平克极力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辩护，他在书中批评了知识分子厌恶进步的姿态。进步是启蒙运动的四大理念之一。启蒙运动相信，通过理性科学地理解世界，最终可达到改善人类处境的结果。相信社会将实现不可避免的进步，这并非一个神话，也并非过时的迷信和虚假的希望。
他在书中用收集到的研究数据表明，在衡量人类福祉的所有指标上，世界都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几乎没人知道这回事，他说，“这实在令人感到吃惊。”
平克在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论证了人类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无意赘述，在此仅举书中一例。
2014年，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论证世界贫富差距并未改善的代表作。他认为，与过去相比，作文www.yuananren.com世界上相对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他们拥有的社会财富仅为总数的5%，与1910年的比例相当。平克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关于贫富差距的理解是有误的，其误解可以看作一种总量谬误的变体。总量谬误是指认为财富总量有上限的固化思维，但自工业革命伊始，财富就在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
如果把社会财富分配比作瓜分一具羚羊的尸体，那么总量谬误的分配方式就只能在零和博弈的框架内进行：如果有人多拿一份就意味着社会中有其他成员会少拿一份。而工业革命后的事实表明，富人们在社会中青云直上的同时，穷人的生活也在蒸蒸日上。
因此，托马斯·皮凯蒂就犯了以上总量谬误的错误。如平克所说，当今世界的财富远远超过1910年。倘若相对贫穷的半数人口当真拥有这个社会5%的财富，那么他们可比从前要富裕得多，并非没有得到改善。
平克以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世界的确变得比以前更不平等了，但是如果深究的话，人类总体过上了比从前更好的生活。自古以来，世界的财富就像一个金矿，人们自那时起就在为如何分配财富而斗争。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即是人们认识到财富是可以创造出来的。
在1820-1900年间，世界的收入增加了3倍。在之后50多年的时间里，它又增长了3倍。之后，世界只花了25年的时间就又翻了3倍，然后过了33年又翻了3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发出感叹称：理解经济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简直令人震惊：人一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就很难再想其他的事情了。
平克还在接下来的篇幅中对人类社会在饥荒、寿命、和平、平权等方面的进步做了精彩的论述。在平克诸多对启蒙运动成果的辩护中，其对媒体在报道取材偏好负面新闻这一现象的批评尤其令人深思。
在“无流血，不头条”、“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等新闻原则的助燃下，可得性偏差引发了公众对世界现状的悲观情绪。
《纽约时报》撰稿人戴维·伯恩斯坦与蒂娜·罗森伯格甚至将特朗普的上台部分归咎于新闻界对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的无可救药式报道。
他们写道，“看似无法治愈的社会病症，这为特朗普所散播的不满与绝望的种子提供了土壤，使之生根发芽。其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如今许多美国人很难想象渐进式的系统变革会给社会带来好转，他们不再重视它，甚至不再相信它，这让他们渴望一场彻头彻尾的颠覆性变革。”
新闻的确变得越来越消极。平克在书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纽约时报》逐渐变得郁郁寡欢。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其报道基调有所回升，但也只是一点点；21世纪的前10年又陷入更为低迷的情绪之中。同样，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新闻媒体也变得越来越悲观。
没理由认为新闻界间接助推了特朗普上台和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悠久的负面新闻传统也是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现实要求。但在人们对社会所取得的进步习以为常之后，反复报道的负面新闻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社会无可救药的观感——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的时期。
平克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如果一份报纸每50年出版一期，它就不会报道这半个世纪里的名人八卦和政治丑闻，它关注的将是世界性的重大变化，例如人类平均寿命的增加。
知识分子本应努力消除由新闻媒体报道原则所产生的的认知偏差，但平克感慨称，知识分子却在不断地强化它。媒体、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者串通一气，把现代西方世界描述得如此功能失调，以至于任何激进的艰难尝试都无法加以改善。
对于观念的力量，凯恩斯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点，无论是非，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更强大。事实上，这个世界正是由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主宰的。实际做事的人，总认为自己能免受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但却常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几年前，听风就是雨的掌权疯子们，从某些三流学术文人那里获得灵感，令疯狂变本加厉。我敢肯定，与思想的逐渐蚕食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极大地夸张了。
如果连知识分子都普遍相信国家是一个正在燃烧的垃圾站，那么现代民主制度就再也没有什么可害怕失去的价值。这是平克在书中开头就早已强调的启蒙危机。他呼吁媒体和知识分子用数据分析说话，并将各种事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就能帮助人们回答当代社会是否已走到无可救药的这一问题。
显然，平克并不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无可救药，我们也并非处于一个后事实时代：虚伪的谎言、真相掩盖、阴谋论、异常流行的错觉，以及人群的疯狂，都与人类物种同样古老。而认为某些思想是正确的，另一些是错误的，这样的信念也是一样的古老。
平克在书中所引用的调查结果表明，民粹主义的投票者年纪更大、宗教色彩更浓、受教育程度更低。民粹主义运动属于老年人的运动，而历经两个多世纪的启蒙运动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正走在一架长期自动扶梯之上，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
悲观主义论调总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因此在思想上极具吸引力。但启蒙思想家对于理性的论述，并不认为人是一贯理性的。只是他们选择相信人对理性的运用，可以带领人类社会走出天地不仁的宿命。
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亦表明，在人类能设计出各种原则和体系，将局部利益引导为普遍利益的情况下，人可以超越自身的局限。这些原则包括言论自由、拒绝暴力、合作精神、世界主义、尊重人权，以及承认人类天生容易犯错。这些体系包括科学、教育、媒体、民主政府、国际组织和市场。
在一个没有救世主的世界中，唯一能够拥有的进步就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其中，但却容易忽视的进步。正如以赛亚·柏林所指出的那样，关于完全正义、公平、自由、健康、和谐社会的理想是一种危险的幻想，这是自由民主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状态。
而人类进步的故事，是真的富有英雄色彩的。平克写道，我们出生在一个无情的宇宙中，持续面临着一切土崩瓦解的危险。然而，人类的天性也被赐予了许多资源，为某种救赎开辟了空间：
我们可以对自身的思想进行思考。我们有语言的本能，让我们可以分享经验和创造力的成果。我们因拥有同情的能力而变得深沉，懂得珍视、想象、怜悯和惋惜。
平克在书末尾的忠告将永不过时。“我们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寻找一个完美的世界也是危险的举动。但是，如果继续运用知识来促进人类的繁荣，即将取得的进步则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