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说》读后感2000字

李贽所谓的“童心”在我的理解中类似于思想史中孟子所说的“赤子之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庄子所说的“真我”(今者吾丧我),禅宗所说的“平常心”(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淡泊,此名一相三昧,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文学史中陆游所说的“诗家三昧”(诗家三昧忽现前)。从思想上讲,童心是一种返照虚静的内心灵明、返璞归真的境界;从文学创作上讲,童心是一种忘却小我、摒除我见、精神与天地交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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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鼓应先生在《庄子今注今译》的序言中说:“但是,像历代儒家那样转移到政治层面,所谓「移孝作忠」,塑造圣王式的人身崇拜,就必然导致儒术与专制政体相互温存的局面。而宋明儒家所虚构的道统意识,使权威体制、独断主义更加牢固,在这个层面上,我永远无法接受。”儒家思想发展到宋明理学时虽然为其补全了形而上的成分,但是到底不是儒学发展之初固有的从内自产生的内容,而是借鉴了道家思想和禅宗思想,因此发展到后面不免会产生僵化而将形而上的存在固定化,并且将之和形而下的东西挂钩,试图用形而上的存在来规定形而下的东西。然而儒家形而上的东西又是在形而下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这种沟通形而上和形而下,即天和人的思想,是从西汉董仲舒正式提出“天人感应”“天赋人数”开始的。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给予了中国哲学、美学和文学以特定而强大的生命力,尤其表现在中国圆融、和谐的审美观念和统一、委婉的审美形式中。但是天人合一也的确使得中国人习惯将天事和人事联系起来,于是产生了天理规定人事的现象。在这个模式中,人是作为同天进行交流的一方,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因此人的主体地位总要让渡一部分给天。天的完满和人的不完满要求人在其中必须要向天学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人的主体性。

李贽生活的时代,宋明理学的发展已经到了禁锢的阶段,有些积重难返的味道。人事必须要符合天理,人的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然而文学作品总是要求人要在作品创作中占据极大的主体地位,不能被一些额外的因素束缚。如果被太多的外在因素束缚,就不大可能能创作出太优秀的作品。正是为了抛却外在无关因素的干扰,让自己进入一种迷狂的、艺术思想迸发的境界,许多文学家,尤其是诗人选择一些特定手段,如李白的嗜酒,还有一些近代诗人选择吸毒。李贽讲的童心,在我的理解中就是不要让太多的外在因素干扰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充分让自己的艺术思想得到展现。所以老子强调“涤除玄鉴”,宗炳强调“澄怀观道”。要使内心清明、空灵,如果有太多的束缚,就创作不出文学作品来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哲学家、文学家论证消除外在因素干扰、类似于童心的观点。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说“今者吾丧我”。也有许多诗人至老还保留着一颗童心,绝少外在因素的干扰,如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的“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陆游的“不知弄笔东窗下,正和渊明乞食诗”都是这样。

同时,李贽提出了进步的文学观,这一点理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作文www.yuananren.com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一代必有一代之文章,如果厚前代之诗词而薄今日之戏文,实在是很不智的事。其实李贽之前,杜甫早就论述过这个问题,他针对当时人重汉魏,轻时人的风气,倡导“历代各清规”,并且批判了那些不懂得“当时体”的人轻薄批判“初唐四杰”的现象。任何的文学都是发展的,因此在审视文学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将文学史看成是活的文学史,是变化的文学史。

中国人素来喜欢厚古薄今,似乎古代的就是好的,而且是愈古愈好,近来的东西就不如古代的,所以有许多人托古改制,亦有许多人托古作伪。这一点可能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流思想鲁文化的保守有一定关系。然而向心力再强大的思想中,必然生发出离心力。李贽的思想可以看作是儒家思想在新时期发展的离心力的一种表现。他批判六经,认为六经“大半非圣人之言”。其实这种看法早在魏晋就有人提出类似的观点。魏初荀粲提出“六籍乃圣人之糠秕”,“六籍”就是六经,他的依据主要是《论语》中子贡的一句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第五》)可见这种思想并非李贽原创,更早就有人提出。魏晋玄学想出来弥补“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的办法是引进《老子》《庄子》,而李贽想出的办法是恢复童心。恢复童心就不能被外界无益的因素干扰,然人存于世,又怎么可能不被外界影响。李贽提出的办法是人生来就有童心,后来一点点被外界磨灭,这是需要你主动护持童心,再去研习,研习日久,则童心又会回复。这显然是受到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影响,同样与庄子的“心斋”“坐忘”“以明”“虚室生白”、禅宗的“坐禅”“入定”殊途同归。

综上,我认为“童心说”对于宋明理学已经僵化的儒家思想的状况是一种冲击,是新时代下儒家思想内部爆发的一次思想革命,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新的解读,也是对文学思想的一次解放和创新。尤其是其中指出的创作应该秉持一颗童心的观点更应该为我们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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