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知《万历十五年》的大名。直到今年暑假回东营，女儿带着这本书，我才有机会读。我读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版。
我起初以为“万历十五年”指万历皇帝统治期间截取了十五年写，真正的含义是万历第十五年。万历十五年发生了什么？读完此书后我没什么印象。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不限于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有七章，重点写了六个人：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第四章“活着的祖宗”指万历皇帝。
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书读完了，我没看出来。作者黄仁宇在《自序》中说：“中国两千年以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我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弊端》指出中国古代缺乏平等性、科学精神和法治观念。缺乏法治观念是一大弊端，但不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中国古代都缺乏法治观念。黄仁宇凭什么说明朝最严重？证据在哪里？明朝灭亡最重要的原因是“以道德代替法制”吗？宋、元、清灭亡又是什么？如果道德与法律是第一主题，那么黄仁宇应说明朝的道德是什么，它们有什么优点和缺点，明朝的法制有什么，它们有什么和缺点，如何解决问题。黄仁宇没有说。
这本书主要以第三人称写，有些地方以第一人称。用第一人称的地方相当怪异。他经常用“本朝”称呼明朝。作为惯例，写作者把自己所处的朝代叫“国朝”，上一个朝代叫“前朝”，其它朝代直接称呼其名。黄仁宇所处的时代、我所处的时代，直接叫万历皇帝所处的朝代“明朝”，为什么叫“本朝”呢？
他说“我们的论述”（第1页），这个“我们”当指黄仁宇时代的人。在同一页，他说“我国幅员之大”。“我国”指明朝还是泛指中国？他又说“我们的帝国”“我们的祖先”（第3页）“我们的政事”（第66页）等等。即便黄仁宇是中国公民，这样写也时空错乱，何况他是一个美国人？
《万历十五年》是学术著作，不是历史小说，不能信马由缰地写。学术作品要摆出事实、分析总结、得出结论。这本书引用了很多文献，但是几乎没有直接引用的。这种作法增加了可读性，牺牲了可信性。参考文献在章节后，首次出现时没有版本，加上间接引用，给读者查询资料带来很大的不便。
黄仁宇引用文献虽多，却没有对事实或观点有不同意见的资料。没有对事实的质证、没有对观点的比较，整本书在自说自话。事实缺乏依据，论证异常薄弱，结论不清晰。有人说黄仁宇用“梦幻般的笔触”写作，从逻辑角度真是如此。他在沙滩上修建了一个飘渺的童话城堡。
例一，听到午朝大典的谣言后，百官纷纷进宫。乘轿的高官有机会整理衣冠，徒步的彽官顾不得细加整饰。（第1-2页）黄仁宇为何把官员分为乘轿的高官和徒步的低官？低官必须徒步吗？没有骑马的？考虑没考虑距离有远近、出发有早睌？黄仁宇在写小说、编故事吗？
例二，“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第3页）这个观点从何而来？莫名其妙！
例三，“基于这些社会背景，文官们自应形成一个具有共同思想的集团。京官为文官申的优秀分子，自然更不必说。他们无例外地从小熟读‘四书’。宋代大儒朱熹的注释，既为官方确定，奉为正宗，则他们也早全盘接受，因之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也更为一致。”（第63页）黄仁宇这是做梦呢！他在另一处（第108页）打脸了。
例四，“这一切使年轻的皇帝感到他对张居正的信任是一种不幸的历史错误。张先生言行不一，他满口节俭，但事实证明他的私生活极其奢侈。”（第36页）很容易误导读者以为这是皇帝恨张居正的原因。更大的原因在于张居正长期专权、凌驾于皇帝之上。
由此可知，黄仁宇逻辑分析能力差。他批评以道德代替法律，自己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没有使用法律的严谨语言，却使用了道德的说教语言。没有比较别人的观点，也没有用“可能”来表明推测。
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之外，《万历十五年》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强调“文官集团”的作用。本文前面已提及。“文官集团”的概念不成立，因为文官不是一个集团，它也否认了张玉、朱能后裔这些武勋爵的重要作用。我支持“官僚集合”这个概念。在官僚主义方面，官僚形成了一个集团。
“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第102页）
这是明显的以点代面。朱元璋时代，“文官集团”屈服他的淫威之下。之后，有强大道德力量的方孝孺等人未能阻止朱棣登基和洗白。作文www.yuananren.com不受约束的正德皇帝不必提了，没有根基的嘉靖皇帝在“大礼议”事件中完胜以杨廷和为首的群臣。万历皇帝在立储事件中未能如愿，主要原因不是文臣太强，而是自己没下定决心。
《万历十五年》有很多知识性错误。作者不理解“文渊阁大学士”的涵义。它指冠文渊阁的大学士，而非在文渊阁办公的大学士（第163页）。他认为东厂下辖锦衣卫、东厂下设镇抚司。（第138页）他认为总兵是武官中最高职衔（第212页），已登峰造极（第224页）。
特别荒唐的是，黄仁宇认为张居正改革是为了追求自由（第271页），海瑞在效法朱元璋（第169、184页）。他认为反习俗是追求自由。如果习俗是自由的，那么反习俗是追求自由吗？应当是追求专制！海瑞崇尚法律和规则，更重要的是从道不从君。如果当时的皇帝是朱元璋，早把他杀了。
在黄仁宇笔下，万历皇帝没有错，雷厉风行的张居正没有错，圆滑世故的申时行也没有错，错的是不用个体负责的“文官集团”。他说人有“双重人格”，即精神和物质，或阴和阳。（第107页）同时，他承认某些人达到了无我或自我牺牲的境界，例如海瑞和邹元标（第72页）。对这种人，黄仁宇贬多于褒。他说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第156页）。
第三章的题目是《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第89页）张居正没有解决明朝的问题，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办法不对（第107页），找不到出路（第270页）。
黄仁宇认识到保守的道德力量太强大，没有法律保障个人的创造性。（第268页）又说时代不允许，至少“要在几百年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第271页）给人的感觉是，大家都没错，也没有好办法，等着吧。
评价一个改革是进步还是反动的标准是什么？政治上，改革应提高百姓和官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纪律和服从；经济上，应创造财富、实现国和民共富，而不是国家夺富于民。由此观之，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都是逆时代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