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们的一贯认知相去甚远的是，皇帝不是一个朝代的主人，而在政治上是政府中的各级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地主的知识分子才是。因之，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王朝的安全性就会立即受到质疑。同时，明帝国实际上可以说是由几百万个农村聚合的社会，而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数不清的农民目不识丁，只能依赖通“四书”的乡绅引导，才会按照规定纳税服役。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开国二百余年，却始终以“四书”确立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依据，并没有在伦理道德与日常生活中建立合法的缓冲地带，而伦理道德僵化的标准并不能与社会生活相适应，只会使社会趋于凝固。
在儒家的道德准则实则无法固定，而法律的创造性又缺位时，两万余人的文官社会哪有那么容易趋同？只能以种种效率极其低下的奏章、语焉不详的文字来达到一个诸人看似能勉强点头的结果。两千年前孔孟之道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但现在仅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1587年看似无事可记，实则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万历常以昏庸无能被指摘，但少有人知道他本可以成就一代明君，他也曾用心研学，自幼写的一手好字；也曾亲自涉及祈雨仪式以示关心民瘼。但文官集团只希望他行礼如仪，一切超出皇帝应有礼仪的行为都被不假思索的认定为逾矩。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文官们不让他按照自己的心意设立太子，以致他最疼爱的女人郑贵妃终日以泪洗面。以礼治而非法治的王朝下，无人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成为傀儡一般的礼治象征物。曾经励精图治，企图打开“万历之治”的朱翊钧，因为他过于聪明的天赋，早就参透了文官集团背后究极无趣的权力纷争，但他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抗偌大的王朝，最后竟然欣然接受了精神上的被活埋。文官可以被罢免，但皇帝不可轻易让位，他折中选择了无为而治，文官们不让他做的，他就不做，但他也不去积极做些什么。曾经两年半四次谒陵的他却因之造到文官集团不受礼数的抨击，那他就做一个三十年不出宫门的皇帝吧。
本朝重文轻武，始终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因而，军官的选任皆以武力为选官标准，却并不在意将领运筹帷幄的能力。作文www.yuananren.com一直到倭寇大举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才使得中枢的文官惊醒。穷则思变，戚继光即在此时走上了历史舞台。戚继光并不像明朝另一名将俞大猷一样提出不破不立的看似有益的建议，却并没有看到其背后可能会导致整个松散的官僚政治重组崩溃的风险。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也在于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他清楚在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企图强调军事效率与军事技术而提高军人的地位，是绝对做不到的。戚继光并非海瑞式的人物，他认为事实上的合法与否无关宏旨。他给提拔他的谭纶与张居正送礼，在官场上也并不落得粗俗而得到文官的赏识。但他并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作投机取巧与升官发财的本钱，而是作为建立新军与保卫国家的手段，并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