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巴黎伦敦落魄记》竟然是因为“五条人”乐队，此处只好蹭热度了。因为乐队的夏天重新关注五条人，无意间浏览到一段仁科的采访，问他平时看什么书，他提到《巴黎伦敦落魄记》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只知道乔治奥威尔的另外两本名号响亮之作，竟忽略了还有这本书，孤陋寡闻了，于是翻出来看。
“很有意思”这几个字，算是给书定了一个基调。开篇便开始市井百态的白描，庆幸没有看到对“贫穷”泛滥成灾的同情，作者一直如此理性地尝试探讨贫穷，参与贫穷。
“刚刚接触贫穷感觉很奇怪。在此之前你一直在幻想贫穷是什么样子——这辈子你一直在害怕挨穷,而你知道迟早你会沦为穷人,但事实上,挨穷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一回事。你以为挨穷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其实贫穷的生活非常复杂。你以为挨穷会很痛苦,但其实挨穷只是很肮脏无聊罢了。最开始的时候你体验到的是成为穷人那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它让你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你变得很吝啬,连面包屑也不放过。”
贫穷只是很肮脏无聊罢了。读到这一句，比那些包裹着充沛情感的贫穷描写更加让人动容。并且这番动容是在冷静的理智之下。
“贫穷还意味着无聊。当你无所事事而且饥肠辘辘时,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你在床上一躺就是半天,感觉就像波德莱尔[1]的诗歌里所描写的“年轻的行尸走肉”。只有食物能把你唤醒。你发现当你吃了一星期面包和人造黄油后整个人憔悴不堪,就剩下肚子和几件器官还在运转。这——你可以继续描述下去,但基本上都是一个调调。“
只有食物，可以唤醒年轻的行尸走肉。当你把贫穷、年轻、食物这几个词连起来看时，突然就看到了他想让你看到的。
“这里很闷热,又很黑,得走好几码才有一盏昏暗的灯泛着黄光。那条阴暗的走廊似乎得延绵好几英里——事实上我猜也就是几百码而已——这里让我想起了一艘远洋轮船的下层甲板的情形:一样是那么酷热难耐,一样是那么拥挤不堪,一样飘荡着食物暖烘烘的恶臭,一样有嗡嗡嗡的声音(是厨房里那几口炉子发出的),就像轮船引擎的轰鸣。“
下层甲板，这是“下层”这个词的由来吧。
“事实上,没有人在乎工作到底有没有贡献,是靠自食其力还是靠剥削寄生。唯一重要的就是,工作必须能挣到钱。现在流行谈论能源、效率、社会服务什么的,说白了就是“挣钱,合法地挣钱,大把地挣钱”。金钱成了衡量价值的最高标准。以这一点衡量,乞丐们都是失败者,因此他们受众人鄙视。要是一个人靠着乞讨每星期能挣到十英镑,那乞丐立刻就会成为广受尊敬的职业。实际上,乞丐其实也是一门职业,和许多从事其它职业的人一样,阴差阳错就入了行。他们并没有出卖自己的尊严,他们只是作出了错误的选择,找了一份无法变成有钱人的工作。“
整本书，我一直在惊叹作者的白描能力，他对他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都仿佛能够足够地公正，明明参与其中，却仿佛始终旁观者般冷静。他完全说服了我，那是因为我知道他完全可以为“贫穷”代言，来自于所有真实的体验。突然想到很久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导演在重庆亲自融入棒棒界工作，当棒棒三年，拍出了此片。当创作者不再是那个躲在摄影机或文字后面衣冠楚楚的介入者是，作品具备了完美的说服力，因为他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棒棒。乔治奥威尔在书写时，他就是那个穷人。
再来说说“五条人”。今年意外出圈走红，其实他们也是有年头的乐队，周云蓬在2012年的书里便提到了五条人。2008年，有个民谣小厂牌刀马旦签约了五条人，是个北漂文艺女青年成立的公司，她当时投了对她来说的一大笔钱，为他们制作了一张精美的唱片《县城记》。该唱片一举多得《南方周末》年度音乐大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等七个奖项。作文www.yuananren.com看来五条人早就火过一把，只是没有似如今这般可以轻易地走进大众视野。后来帮她们出唱片的，那个文艺女青年得了白血病，2010年，北京愚公移山，民谣歌手倾巢出动为她募捐，五条人也在深圳举行义演。故事一直很生动，只是那些年无人问津。
这些天听他们的歌，我在想五条人为什么吸引人？海丰话很少人听得动，音乐一出来，我八岁的女儿突然抬起头来说，妈妈这是什么歌，我喜欢。然后她听着听着还呵呵的笑。我想她是听出了歌里的生动。就算不懂词，但那些抑扬顿挫、起承转合、颓丧又兴奋地唱法，让人发自内心地觉得创作者并没有独立在歌声外面，他就在故事里面。
生动的东西自然能够打动人。我不再尝试去弄清楚歌词，偶尔听懂一两个词（海丰话），或听懂一两句话（普通话），然而小镇上的市井人物却蹦了我一脸：阿珍、阿强、抄电表的哥、兑币的大爷、陈先生、蒙娜丽莎画廊的小妹、深圳街头的陌生人，还有所有风景，一些海风。他们叫着靓仔啊靓仔，就活活地立在那里。他们就是那些人，就是活着的故事会。
我想这就是这一切地魅力。去体验，去描写，然后去关注，去思考。不论是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的落魄，还是五条人穿着酸脚拖鞋在小镇里游荡，或是真的变成了山城棒棒的那个导演。生活在字里、歌里、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