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分周折地在一个菜市场后面嘈杂拥挤的平房里找到了她，递给她我们的名片，说如有什么困难，可来找我们。她瞥了一眼名片，说：你们是作家，作家就只能写几篇文章，登在报刊上，便完了，你们帮不了我什么的。
我说我们愿意试一试。她打量了我一下，又说："你们是幸福的人，不像我们，我们只有去买好看衣服，穿在身上，自己就觉得很幸福。你们以后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们如经常来这种地方，会变得残酷的。"
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有许多人从门里走出来看我们，粗野地流露出好奇心来。在这些前后挨得很近，以至长年照不进阳光的房子里，有些什么样的生计呢？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觉得罪恶离这里很近，只在咫尺之间。犯罪在这里，是日常的事情，就好像是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稍一失足，便堕人了另一个世界里。离开她家，我们上了汽车，红绿灯在路上闪耀。
白茅岭的故事就这样过去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我会在街上、电影院里、音乐茶座上，或者某地的宾馆里，又遇上我们所采访过的劳教们，她们将穿上全新的服装，以完全不同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她们也许会认不出我们或者装作认不出我们，我们又将对她们说些什么呢？我编织着这种意外相遇的故事，我笔记本上还记录着她们出所的日子和家庭地址，甚至想过去看看她们中的某人，可是这些念头转瞬即逝，我想我是没有权力在上海去打扰她们的，对于她们，白茅岭已是过去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