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计划结婚。对于婚姻我有一种原则性的、观念性的偏见。我认为婚姻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固有习惯；是将一种关系法律化和社会化，一种原来仅凭爱情将两个人联系在一起，完全没有社会性的关系。面对两个人的体验和情感，法律关系会产生自我管理的倾向甚至法律关系是将自我管理当成使命来完成的。我也一直说：“什么能够证明，在十年或二十年后，我们历经变化，而这种生活的契约仍然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呢？”
你的回答令我无法抵挡：“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打算度过一生，你们就将两个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要做有损你们结合的事情。建构你们的夫妻关系就是你们共同的计划，你们永远都需要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加强、改变，重新调整方向。你们怎么做，就会成为怎样的人。”这几乎就是萨特的哲学。
贝勒医学院一位神经学教授的来信同样不太乐观：“蛛网膜病变中，主要是脊椎索会被大量丝状物覆盖，有时脑部也会被侵蚀，丝状物形成了瘢痕状的物质，压迫脊椎索，同时也会压迫附近的神经末梢。病变会引起不同形式的瘫痪或痛苦。阻断一部分神经或者药物治疗有可能会对蛛网膜病变有所帮助。”
你于是不再寄希望于医学。你拒绝对镇痛剂的习惯和依赖。你决定由自己来承担你的身体、你的疾病和你的健康；决定将生活的权利收归已有，而不是听凭医学技术科学来影响你，影响你的身体。你不了解医学，可同时，你却因为遭遇到了所谓医学体系的恶意而备受伤害，于是你与一个国际病友互助组织取得了联系，就是互相交换信息与建议的那种。
你开始练瑜伽。你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古老的自律方式来排遣病痛。在你看来，能够理解自己的疾病，并且由自己来负责，是唯一不受它不受专家控制的方式，正是那些所谓的专家把你变成了一台只会吞药的被动机器。
你的疾病将你带回了生态领域和技术批判领域。而当我为报纸准备关于药物选择的专刊时，我也一直在想你的问题。在我看来，医药技术是福柯日后称之为“生物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种权力中，技术控制已经直接影响到最为私密的、人和自身的关系。
你已经看到了“彼岸”，你从一个我们回不来的地方回来了。这改变了你看事情的角度。在这一点上虽然我们没有商量过，但是我们做出了致的决定。有一句英文很浪漫地诠释了这个意思：“没有财富，只有生命。”
生态在不断要求促进另一种文明的同时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的实践。我已经到了思考一生都做过些什么，原本是想做什么的年龄。我觉得我并不曾真正地生活过，我总是站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我的生命，只拓展了自己的某一个侧面，作为个人，我是贫瘠的而你一直以来都比我富有。你在所有的空间里盛开。你与你的生活处于同一水平；而我却总是匆匆地奔赴下一项任务，仿佛我们的生活永远只能在稍后才真正开始。
我开始思考，什么是我应该放弃的次要的东西，放弃了它我才能集中精力追求最重要的。我对自己说，如果要真正理解各个方面的动荡所波及的范围，就需要更多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而这，却是全职的新闻记者无法做到的。1981年左派上台，我已经不再期待有任何革新，在莫洛瓦政府得到任命后的第二天，我就遇见了两位部长，我就是这么对他们说的。我很惊讶的是，为报纸工作了二十年，可是我的离开无论对自己而言还是对别人而言都不是那么难过。
很快你就八十二岁了。身高缩短了六厘米，体重只有四十五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幽雅，令我心动。我们已经在一起度过了五十八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作文www.yuananren.com它才能被填满。在夜晚的时刻，我有时会看见一个男人的影子：在空旷的道路和荒漠中，他走在一辆灵车后面。
我就是这个男人。灵车里装的是你。我不要参加你的火化葬礼，我不要收到装有你骨灰的大口瓶。我听到凯瑟琳·费丽尔在唱，“世界是空的，我不想长寿”，然后我醒了。我守着你的呼吸，我的手轻轻掠过你的身体。我们都不愿意在对方去了以后，一个人继续孤独地活下去。我们经常对彼此说，万一有来生，我们仍然愿意共同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