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有一群温州人来到北京，他们大多是亲戚乡邻，一起从事服装生产工作，作坊生产、地摊销售，相互之间是一种简单合作关系。
由于这里生产的服装物美价廉，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地摊销售的方式也被“包柜台”（以及后来的商铺）所取代，进入了正规市场，承租、转租关系便产生了。原先共同经营的亲友之间出现分工，部分从事服装加工，部分从事柜台销售，同时代销关系也开始形成。
一部分销售者发现，“浙江村”生产的衣服在边境市场上需求旺盛，做起了边境贸易。这些买卖涉及的金额巨大，买卖双方对于交易安全都有所顾虑，风险承担规则便应运而生。
家庭作坊已经无法满足生产的需求，雇佣工人是必然的选择。工人与雇主之间出现纠纷在所难免，违约、因公伤残等问题怎么解决，当然要靠劳动合同事先约定。不同的劳动者和用工方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迥然不同，为了维持市场公平秩序，于是就有了统一的劳动合同。与此同时，家庭作坊转型为合伙企业或股份公司。
扩大生产需要钱，钱从哪里来？专业地说，怎样融资。融资主要靠亲友或是民间融资组织，尤其是“会”，这种介于亲缘关系和公共之间的金融系统，高效却也高风险。
越来越多的温州人来到北京从事服装加工贸易，人多竞争压力变大，有些人动起了歪脑筋，为了租到柜台，向商场管理人员行贿送礼。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贫富差距扩大，在“浙江村”内出现了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赌博等犯罪行为，社会治安恶化。于是，保护帮派组织登场，其中不少是黑社会组织。在这样的情况下，刑法必须发挥它的作用了。
社会转型，道德失范，乱久了就有人想做好事、发扬正气，民间机构（“爱心社”）、准社会工作者自发涌现。作为非政府机构想要取得知名度和合法地位，妥当的方式是挂靠北大、工商局这样的体制内的部门。在组织内部由于人多意见不统一，也会产生冲突，因此组成了“常委会”讨论日常工作，关于怎么选代表、多久开一次会，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确定并固定下来的。
流动人口管理、执照办理、税收等行政活动贯穿于上述全过程之中，久而久之，政府部门与商人之间形成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浙江村”经济发展势头高涨，大有取代国营企业的趋势，行政官员意识到政府和经营必须分开；加之“浙江村”治安乱、卫生差，流动人口难以管理，适时开展一场“大清理”运动，拆除违章建筑、清理无证外来人口以解决这些问题势在必行。
轰轰烈烈的清理运动来得快去得快，三个月以后被清理离开的人们又迁回“浙江村”。经过这一遭，人们都感受到，要想有平安稳定的生意环境，法律是他们保护自身利益的重要保障。到此，书中的内容已经结束，不过现实中“浙江村”的人们仍在继续生活。
“任何的法律发展都建立在社会发展之上，而所有的社会发展则在于人及其关系在时间进程中发生改变。”（欧根·埃利希语）这本书很好地展示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民间交易如何产生法律需求，并在日常实践中一步步完善习惯法，作文www.yuananren.com不难想象，没有这些民间实践，就不会有成文法律的出现。作者也借此驳斥了当时中国精英主义的改革思路，特别是强调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和“中国人素质太差，改革不易”等论调。
最后引用作者在“致谢”中写的一段话结尾：“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