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这部小说时的生活这么艰难，“一八六四年七月十日，兄长米哈伊尔去世，他留给弟弟的是《时世》杂志彻头彻尾的烂摊子，两万五千卢布的债务，以及毫无收入来源的一家人……一整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圣彼得堡的高利贷者、片警、律师以及各行各业的投机倒把者打交道：他的债主包括彼得堡的商人妇，诉讼代理人、退休军人，甚至还有个普通农民。
这是令人绝望，尽是没完没了的借贷、付账和罚款的一年，在他的一生中，高利贷者和警察们还没从没像这一年中那样，扮演过如此非凡的角色。”（《罪与罚》的城与人，列·彼·格罗斯曼）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出国，可是身上只有一百七十乌卢布，还赌钱输光了。“一八六五年的威斯巴登信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极为惊人的文献：‘一大早宾馆通知我，不许给我提供午餐、茶和咖啡……’‘我已经连续第三天不吃晚饭，而是靠早晚的茶过活了。我根本也不太想吃，也真是奇了怪了。他们故意为难我，有时晚上拒绝给我蜡烛，这就很恶劣了……’”（《罪与罚》的城与人，列·彼·格罗斯曼）
简直难以想象这样一部世界一流的伟大作品，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晚上需要写作《罪与罚》而没有蜡烛的情况，还是令我很震惊……
《罪与罚》创作于一八八六年，五年前，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改革。改革后的俄国社会出现了动荡（实际上改革之前就有了迹象）。俄国毕竟面向着欧洲，它没有办法面对一个革命的欧洲还能置身事外。改革之前许多欧洲的新思想就在俄国流传，改革之后说是“井喷”也不过为过。于是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出场人物都在谈论新思想新改革，并且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理论”。
主角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英雄和虱子”杀人理论；拉祖米欣在与波尔菲里的争论中引用“犯罪是对社会结构不合理的抗议”阐述自己的观点；卢仁第一次出场，在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房间，就讲了自己的“绝对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我似乎也在为大众谋利益”的利己主义；与卢仁住在一起的列别贾特尼科夫更是亲身投入到改革组织（公社）之中，希望建立无政府主义……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不安的环境，用一桩杀人案来描绘整个俄国社会，这个角度十分有趣。
从几位主人公为中心展开，我们看到了大量的圣彼得堡城市居民的形象，大学生、房东太太、地主、医生、放高利贷者、老鸨、妓女、小官员和小官员的太太、警员、办事员、油漆匠、甚至林荫道上游荡的女孩……似乎同时代的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笔下从未出现过如此广阔的小人物场景。我们还看到了社会底层的经济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大量诸如公债、债券、稿费、现金等。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了我们一个此前完全没有描述过的圣彼得堡的样貌。
索尼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典型的“圣愚”形象，身陷风尘，却有高贵的灵魂，处境和心灵有着巨大的反差。“圣愚”在俄罗斯由来已久，有萨满教和东正教的双重起源，他们的形象通常是疯疯癫癫，邋里邋遢。他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愚痴（东正教的苦修通过贬义自己的方式来荣耀主）。“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哥林多前书》）。
“圣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具体表现为表面上是污秽的（妓女索尼娅）、愚痴的（梅什金公爵），实际上是纯洁的高尚的，而且还饱含了与基督相通的“受难”精神。“受难”这个原素深深吸引着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耶稣通过受难为世人赎罪）。拉斯科尔尼科夫正是意识到索尼娅正在承担着苦难，所以他将之视为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他逼迫索尼娅读《福音书》“拉撒路复活”一段（有点儿传道的意思），索尼娅很不情愿，最后他还给索尼娅跪下了，让索尼娅大吃一惊。
此时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脑子还处在他的那套杀人理论中，想通过《福音书》来缓解自己心中的疯狂，但是看来难以做到。一直到尾声部分，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流放地，虽然把《福音书》放在枕头下，也有了一些思想的转变，但“直到现在他都没打开过这本书”。
拉祖米欣对拉斯科尔尼科夫的评价是：“忧郁、苦闷、高傲、倔强，最近（也许更早）变得多疑，甚至得了疑病。他宽厚、仁慈，不喜欢流露自己的感情，宁愿做得很绝，也不把心里的真实想法说出来。有时他根本不像得了疑病，只是冷漠、麻木，连个人样都没有，真的，就像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在他身上轮流交替。”
拉祖米欣的概括十分精准全面，尤其最后一句话完全解释了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什么总是表现得如此自相矛盾。我还觉得拉斯科尔尼科夫有一个特点：聪明，可以说是聪明极了。拉斯科尔尼科在波尔菲里登门来想和夫打心理战时，作文www.yuananren.com一开头点破了他；在斯维德里盖洛夫到圣彼得堡与他在酒店相遇，说了一大通自己的过往后，拉斯科尔尼科夫一下子明白了他到圣彼得堡的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杜尼亚；在卢仁对索尼娅的栽赃被戳穿之后，又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就道破了卢仁污蔑索尼娅的真正动机。
这样一个聪明人，抱着这样一种杀人理论，在杀人后经历了好几个月的挣扎和纠结，牵涉到如此多社会、宗教、哲学等等问题。这可以看做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但这却绝不可以看做一个普通的杀人犯，这甚至可能是世界文学史中最知名也耐人寻味的杀人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