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政治：即大众接受、顺从、适应、挑战那些事关资源的控制、生产或分配的规范和规则，并通过克制的、平凡的、微妙的表达和行动完成这一切。
看完此书，发现在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中，并不始终是顺从or对抗的非黑即白，这种在刻板印象里被强化的“弱势的民众”面对“强势的官府”，如同鸡蛋面对石头，在真实的世界里并非如此简单。它也不只有官方文书所呈现的愚民、刁民、顽民、顺民，官方话语中的大而全往往有官方叙事的偏颇之嫌。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放在古代中国，更具象化的表述可以说文字就是力量。本书中所呈现的“优化环境”策略中具体的三种方法“集中”、“轮替”、“代役”，基本都离不开契约文书的支撑。这种在民间策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一纸文书，不仅记录了契约双方对契约内容的承诺和认可，官府在评判案件时也承认契约效力，并根据契约要求予以判决。书中所写“被统治的艺术包括有效地利用契约以便在个人与国家的互动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能力”，正是说明。
不多说军户利用军用屯田的特殊地位进行“制度套利”的策略，毕竟这种策略虽然风险较小但极易被识别并可能受到惩罚，只是这惩罚相对于获利而言可以忍受。“近水楼台”中军户利用自身优势行事则更为隐蔽，获得的套利也更为丰厚。“终明一世，军人利用自己靠近海防体制的优势牟利自肥”。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从古至今，到底有多少人从这种制度便利和漏洞中牟利，并使多少人因此陷入困境，而由此导致的令人羞辱的地位差异、使人受制于人，更是破坏了机会平等和制度公平。
也许怀揣着现代人的傲慢和无知，也许是因为古诗文中叙述的百姓之苦难，苛政猛于虎，在日常想象中总是下意识地认为百姓对官府唯有服从，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然而古代的世界和现在也没什么区别，虽然前现代国家的管理方式受限于技术层面而无法直达基层，即所谓的“皇权不下乡”，但是告御状之人总是能突破重围前往京畿上达天听；而现在科技力量深入手心，告御状反而难上加难，在现代，尤其是科技威权主义的当下，日常政治中，阳奉阴违仍然是永不过时的策略指导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