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大半个月，早晚通勤时间在地铁上读完。
“安娜·卡列尼娜”这个标题不太贴切，正如一些短评中所说的那样，就好比是作品明明是“红楼梦”却起了个“林黛玉”的标题。我理解托尔斯泰并不只是想写一个出轨女人的故事、而是想要展现当时的俄国贵族社会的全景，但是，无论怎么看，我都觉得安娜和列文的两条线关联度太弱，完全可以各自单独出一本书。
再说故事本身，因为前不久才看了《包法利夫人》，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两部作品的主题也很类似（抛开列文线不谈，毕竟它的标题是“安娜”），所以难免心中作了对比。托尔斯泰的文字时代感很强烈（一看就知道是19世纪的文字），他的心理描写自是精妙，但也赘述略多。
而福楼拜的文字（至少在《包法利夫人》中）则更有一种能够穿越时代的微妙和简练，可以说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它的文本有“文学”本身的魅力，读起来更一气呵成，更打动人人心。说到对于两个故事的具体感受就是，比起安娜，我更同情爱玛——当然，会有这种感受，也许是因为安娜是真正的上流社会的妇女，而爱玛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更能代入我自己？
另外，今年年初我还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两部大作加在一起让我有种感受——关于托尔斯泰的作品，评论家们赋予它们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大过了“文学”本身。托尔斯泰的眼界和格局显然受了俄国和自身阶级的约束。他的前半生（至少体现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两部作品中）太过看重宗教和改良的作用。
他会有改良派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贵族，而且是大贵族。他作品中的角色都是贵族，而普通的俄国人民（尽管他本人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同情）是纯粹的NPC和背景板。而在十九世纪，在远比俄国发达的西欧，社会的精英们已经开始批判那束缚着社会进步的旧制度、转而歌颂人民和革命了。
写于十九世纪70年代的《安娜·卡列尼娜》还在反复讨论俄国要如何改革，而在十年前，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就不遗余力地歌颂着反抗压迫的人民和英勇无畏的革命者了。我想，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本质区别吧。不过，托尔斯泰和雨果在思想上有一点倒是相通的——他们都相信“善”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而且，他们也都喜欢在作品中“开专栏”。
当然，托尔斯泰本人的确是值得尊敬甚至崇敬的，也的确配得上“俄国的良心”这种称号。托尔斯泰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喜欢戏剧化的情节，但是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本书，那么他在晚年对于自己“死”的抉择（堂堂公爵大人、俄国的良心，决定抛下自己“罪恶”的家庭和“堕落”的生活，离家出走，在途中的火车站因感染肺炎死去），却给自己这部“书”留下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一个极大的升华。几年前在读到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中的托尔斯泰篇时，我的确感受到了托尔斯泰作为一个人的伟大。
我向来不太喜欢艺术家的“死亡效应”，主要是他们的粉丝太刻奇了。而且有许多作品（包括但不限于文学、诗歌、音乐、绘画）实际上水准平平（具体不点名了），但是就因为其创作者的死（意外、自杀或者“英年早逝”），作文www.yuananren.com而给它们加上了一种令人追捧的光环，毕竟对于某些人来说，喜欢“死人”的作品是一种时尚。
但是，对于托尔斯泰，我不得不心生敬畏。他自己这本“书”，和他那些印成铅字的作品同样可以流芳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