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了。人老了，退休了，脱离了官场、职场，与别人说话的时间渐少，与自己对话的时间渐多；向前看的时候少，回望的时候多；写回忆录也就自然。何况，沈先生祖籍宁波，出生上海，长在旧社会，工作之后考入人民出版社，经历各种翻云覆雨的运动，改革开放后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这样的资历，已经有很多可说的了。比如在他手里，三联书店重新焕发生机，成为知识分子看重的出版品牌，他主持的《读书》杂志为读书人最喜欢的思想评论杂志。比如退休后他和俞晓群、陆灏联手，出“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丛书”、办《万象》杂志、编《吕叔湘全集》，出版事业做得比当三联总经理时还大。
我最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这本书的前三章：二十年上海生活、从校对开始的翻身、“文革”中的记忆。关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个人回忆、访谈以及小说、诗歌等等，我看了不少。我也曾经为我父亲写过这段时期的回忆录。因为有了这些阅读与写作经验，所以读起沈先生的这些文字，就格外觉得不一样与不容易。
因为绝大部分的回忆要不是跪着沉痛忏悔，要不是跳起来怨天尤人，或者是编造个人与社会神话。总之非得弄得不同凡响不可。而这些个有资格把回忆公开出版发表的，或者是大知识分子，或者是革命老干部，或者是前朝遗老。
像沈先生这样家道败落、从贫寒低贱的出身一步步“进步”，以普通人的身份迎接各种社会变动与冲击，并把这些平常人的平常经历发表出来的，实在是太少了。我总觉得，大时代中平常人的平常生命感受虽然不那么跌宕多姿，那么富有戏剧性，但却是绝大多数人的命运，它不是浪花，而是洋流，它的价值至少和那些传奇人生同样重要。
把人生回忆成戏剧的，大有人在。沈先生的好处是，他回忆人生，思考历史，是以一种内敛、平和、真实的态度。他很坦率地说自己的仆人生涯，自己伺候领导的秘书职业，在运动中为了进步与自保而批斗、揭发同事、领导。他把自己看得很清楚：善于自保、善于交际、善于左右逢源，深通世故，了解社会的实际运行规则，没干过大好事，也没做过大坏事，不是君子，但也算小人中好人。读书追求实用，品味近于通俗，既不通四部典籍，也不晓西方思想潮流。连饮食也好臭好肥肉。
总之，他不以知识分子自居自处，自认为俗人，自视为书商，以出版为事业与乐趣。他善于利用各种条件，抓住各种机会，结交各路神仙，探听各种消息，然后各种限制中小心谨慎然而不屈不挠地开拓，扮猪吃老虎，难得糊涂，低调办大事，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是那种极其敏感、干练、聪明、机灵又外表豪爽、洒脱、大撒把的人物，四处吃得开、谈得来的人物。
他讲情义，讲道德，可必要时也能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但落的石头看起来吓人，实际也就能擦破一点头皮，绝不至于砸死人那种。落井下石还让人能体谅甚至暗自感激，做人精明到这份上，不知道叫人是佩服还是鄙夷。
他老早就看清楚了政治底下的权力博弈，口号下的利益斗争；他也熟谙如何寻找政策下的模糊地带，规矩中的可乘之机。他也说自己不够老实忠厚，但老实忠厚的人能办成他办成的事情吗？他也可以说是政治中的两面人，身为党员，却向往自由主义的一套。但他其实不过想能少点意识形态上、体制上的束缚，能多做点好书罢了。
一个旧社会的上海“小赤佬”，凭着个人自学，通几门外语；靠着十几个夜校的补习，能进入文化出版机构，不断受提拔，成为三联书店的当家人。一位退休老人，不辞辛苦，兴趣盎然地不断编书、写书。即使他只是追求自我的功名，作文www.yuananren.com自我的成就，又有什么不好的，难道就不值得佩服吗？按沈先生的实用主义，他编的书，写的书，的确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文化积累了啊。
沈昌文先生自认为俗人，他的确也是俗人，在思想认识与品味学问上都不脱离世俗。但他自己因为低调而没有说明的是，他是有明确的文化追求的出版家，他以此为毕业的事业，而且他实实在在做出了不少成就。有了这，即使俗一点，又何妨？实际上他的世故，他的接地气，很好地为他的出版事业服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