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关朝鲜在古代“心向大明”的概念已经随着网络平台的宣传而逐渐为人所知。在直观感情上，这种历史事实为大部分人对“外夷远服”的心理安慰，而尊崇明而非清本身，则给皇汉为代表的小圈子增加了溢于言表的自信，佐证了他们对清“衣冠沦丧”的鄙夷。
然而，从萨尔浒之战乃至更早之前的文禄庆长之役来看，朝鲜国内头脑清醒的人，对于明这个宗主国到底强盛与否，其实早就是心知肚明的。在日本侵略期间在一线蹲过的光海君，即位后屡次对明阳奉阴违，拖延的心态，就可见一斑。
然而，同从未真正被纳入朝贡体系的日本，乃或是经常反复的越南不同，朝鲜王朝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必须对明（至少是抽象的明）王朝进行尊崇。这种尊崇主要出于两点：1.李成桂推翻高丽之后的合法性和在东亚体系中“小中华”的地位均来自于明帝国的认可。2.李氏朝鲜所打加吹捧的华夷秩序和儒家伦理来自中原。
这种形而上的道义支撑，相比壬辰倭乱的影响更为决定性。与其说朝鲜需要一个事实存在的明帝国作为爸爸，不如说他们更需要一个形而上的宗主，作为法理来源，才能维系自家的一整套制度。而在清取代明之后，在现实中消失的明就更容易为朝鲜体现这种法理依据了：
对明的长期追捧，一开始是君主和上层有意为之的郑智戏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转化成了一种道路自信式的信仰，到18世纪，朝鲜人已经发明出一整套鄙夷清代汉人的话术，在出使北京或者漂泊江南时都屡试不爽：
此种心态下，原先被通古斯征服的屈辱，逐渐被对清国的鄙夷替代。朝鲜沉醉在隐世之国的儒家幻梦中迎来了19世纪末的巨变。但另一方面看，这种新罗之后从未出现过的自大和自信心态，也为许多朝鲜本国的民族神话和后世的构建提供了素材。甚至檀君朝鲜之类的神话，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受到重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