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人》中情节发展往往通过主人公的“顿悟”来完成，即主人公突然的反省，造成内心深处的一种波动起伏，乔伊斯解释为：一种猝然的心领神会，仅仅一个片段就包含生活的全部意义。如《死者》篇章中主人公加布里埃尔教授在妻子对已死亡的恋人的怀念，促使主人公顿悟到自身的渺小与狭隘，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消解了此前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
类似的写作手法在伍尔夫的写作中也有所运用，如《墙上的斑点》结尾主人公顿悟墙上的斑点原来是一只蜗牛；在国内的文学作品中，张爱玲的《封锁》也可以算运用了“顿悟”手法，女主人公在最后看到男主人公回到了电车上自己的位置，顿悟封锁期间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
在故事发展结构上，《墙上的斑点》中的重要瞬间构建于过去的某一时刻，故事结构散发状铺开。而乔伊斯的《死者》和张爱玲的《封锁》故事都呈线性发展,《死者》这一重要瞬间或精神顿悟是故事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主人公的几次受挫循序渐进推进。而张爱玲的《封锁》中，翠远的顿悟虽然也是故事发展必然结果，但是相对于乔伊斯的《死者》，封锁的故事情节更为集中，作者对此的铺垫更少，因此显得主人公的遭遇更为“意外”，翠远的顿悟是”黄粱一梦“式的，并非循序渐进，是在瞬间的浪漫即刻消亡。
此外在叙述方式上，伍尔夫《墙上的斑点》用第一人称叙述，向读者展示的世界是个别的、内部的心理世界,而《死者》/《封锁》运用第三人称叙述，所展现的世界则倾向于社会化和非个体化，我们能在文本中感知到叙述者的干预。但张爱玲的干预渗透不自觉地在整个篇章中，对环境的描写可以说是镶嵌在主人公的视角之内的，如写宗桢看包子上印出来的报纸的字，看远处的翠远“看上去像是一个教会派的少奶奶，应该还没结婚”，在这样的叙述中，作者的视角与主人公的视角重叠了，使读者很自然地有第三人称叙述滑向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之中。而乔伊斯对叙事的干预主要集中在结尾的最后部分，前面大篇幅的篇章作者的描写都显得十分克制，直到最后才出现了明显的对内心活动的描述和融情于景的抒情，给人一种沉闷之后豁然开朗的诗意。
总而言之，上述作者都通过生活中的瞬间来揭示事物的真实本质,使人物在一瞬间感知不曾知道的事物真相,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我个人认为“顿悟”在短篇小说中运用是更容易出色，若是篇幅过长，铺陈过繁容易显得延宕犹疑，破坏了瞬间的破坏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