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最后，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正文中着重提及的四位包豪斯人之后各自的人生际遇。四人中唯一一位没有离开纳粹德国的是奥斯卡施默。在这里，他先于其他几位身亡殒命。事后来看，他的留下注定了惨淡的收场。然而，施莱默的坚守绝非一般意义上的逆来顺受，这一选择之于他自已，无不显示出面对世事时一贯的泰然自若。他一直以来更为笃信的是，当人越是身处危难之中，人性中的敏感与勇气越有可能显现其自主的未曾有过的光辉。而莫霍利-纳吉，这位以光影创作著称的包豪斯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之前就去了心之向往的美国，冥冥中他的人生轨迹似乎追随了那位在他幼时就弃家离去的父亲。然而不到十年，在那个代表着新科技与新民主的国度里，原本已经重新开启的新包豪斯大局就随着他的不幸去世戛然落幕。这两位的离世都是由于个人的疾病，却也是与各自创作选择相关的疾病，折射出世事在个体及其记忆深处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而对于建筑师出身的两位校长，命运的周折更凸显出整个世界在战后的总体格局。汉斯·迈耶的一生可谓是漂泊浪迹，他未能完成包豪斯的转制就被迫离开，从渴求社会改革的德国去往革命成功了的苏联，之后又去了经历国家改制的墨西哥，最终回到自己的故瑞士。然而他的身影在后人更为建制化的政治论述中显得黯淡无光。相形之下，几乎是包豪斯代名词的格罗皮乌斯在这些人中似乎是最为幸运的。他辗转各国，身居要位，包豪斯与哈佛两所学校的经历让他在后世桃李满天下。但是，如果仅仅将他的成就限于ー门学科之内，那么他生前除了早期几个跨时代的作品之外，在建筑设计上取得的荣光与其他并列齐名的几位现代建筑大师相比，似乎远为不及。
幸运或不幸的是，在这四位包豪斯人的生前，后现代的风潮仅仅初露端倪，尚未掀起怎样的波澜。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毫无预见。格罗皮乌斯到了晚年，甚至可以说他已经身陷后现代主义论争的中心，只不过还没有达到短兵相接的地步。在他的《总体建筑观》中，就曾经为扣在他与包豪斯身上的风格帽子，还有诸如国际主义、功能主义等标签提前做了辩护。在这本书中，格罗皮乌斯仍在呼吁共同的持续的建造实验，至于同时代的历史争议，他认为应当留待后人去评定。那么当前，在现代主义建筑发端后的百年之际是不是已经到了可以重新评估的时候了呢？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承认现代主义是一项未完成的计划，至少我们肯定不能赞同那种虚无的浅见，那种将历史上的现代时期同比于历史上的古典时期，因而将现代看作是与所有古代文明一样的，无可避免地成为今天的古迹和废墟的浅见。这就像塔夫里嘲弄的狗熊式批评方法，把历史当成了玉米棒。虽然那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任务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不满、危机和由此而来的焦虑，但据此就不愿承认我们身处的世间仍然受制于这同一个霸权周期和世界体系，这种态度则更令人担忧。
截取某一段历史，展开特定的研究，向来不是为了从当下的时代出走，也不是为了在当下立即为我所用。有一种应该尽可能多地影响历史研究者也确实深刻影响了我们的史观，主张尽力去炸开历史的时点，深度爆破，基于当下的紧迫性，将历史碎片跨时代、跨领域地重新编织。不消说，这本书想要爆破的节点正是包豪斯，从中绽出一些人的一些片断。这种绽出有可能成为从设计史、艺术史出发走向思想史的一个契机，而这些片段则必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难题。
本书有意识地（只）选择了四位包豪斯人，主要是为了牵连出某些对抗性的构成一那种无论在往昔还是当下都持续存在的构成。比如，技术与社会。不论不同的人如何给出不同的具体界定，我们都不得不从历史的角度承认，一个时代所涌现出来的技术力量与社会关系之间必然构成某种张力。这种张力，在包豪斯时期一度达到最大化。而四位包豪斯人在思想上和实践中对此做出的不同回应，体现了那个时期的先锋派在这种对抗性构成中曾经能够抵达的极限。对莫霍利纳吉而言，人类发展的最佳状态是不断演化的，有赖于生物与新技术结合而成的机制之极致发挥；对施默而言无所谓最佳也无所谓新，人之不断变形的这一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变的，人处理自身变形的意志也是不变的；对格罗皮乌斯而言，社会与技术不断取得阶段性和解的意志同样是不变的，他创建包豪斯的目的即侧重于此。但是包豪斯尽其全力想要达成的阶段性和解，并非仅仅是单一门类中的共识，而是破除创造领域一切区隔的共通。这一终不可能的和解，折射出一个不可能完美的世界。对于汉斯・迈耶而言，在不完美的世界里，仍值得为之奋斗的则是如何在持续的运动中抓住自认为的主要矛盾，从自己的位置出发创建某种一般原则。
这本书是一系列研究的一个起点，或者说阶段性的小结。我们尝试着将包豪斯的“历史”一连同它被阉割的计划放在现代性发生的周期中考察，同时将几位能够构成复数合力的包豪斯人——而非业已再度分化的学科——视为包豪斯理念在深度和强度上的探测者。如果历史先锋派，比如未来派和达达派，是某种通过激进美学进行的政治部署，那么包豪斯的极端性并不是出自一个共同体的有意谋划，只有将时代之迫切需要内化至它的组织基底中，它所谓的“先锋”方有可能，它的若即若离也由此恰恰标示出先锋派的临界点。这本书以“包豪斯悖论”为题即与这样的认识有关。
这本书的任务不在于历史断代，但仍需要聚焦于包豪斯的历史；不限于人物列传，但仍需要集中在有所限定的几位关键人物上。作为同时期先锋派最终的汇聚点，包豪斯充分感受到时代的共振，它从未平复的内在动荡让矛与盾得以自行显露：私我与大公、进取与回转、斗争与构划。顺理成章这些矛盾转化成了本书中的三个主要部分，也可以被看作关于包豪斯的三幕戏剧，为的是让其中的冲突得以进一步强化它们分别是术与社会、现代性之争，以及包豪斯的双重政治。书中还有一个不常见的做法，即正文之后的编年图解需要稍作说明。它意在更为直观地呈现这段历史中隐含的诸多对抗关系，其中文字大都取自正文的相关段落，附有页码也可用作全书的索引。
这是一部合写的书，存有诸多异质的成分。不定期的讨论，多半以陈述开始，以争执结束，结果是某些冲突以半发酵的状态被带回各自的写作中。在造人和造物、对话和组织严肃的游戏和激越的生产之间尚未摆平的论辩，必定都还隐含在这些文字中，也算是从当下情境去回应包豪斯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了。所以，如果这些文字有时候带着过于坚定的语气，那也完全不是为了就此做出裁决，而毋宁说，正是为了激发进一步的对话，每一位作者都不得不首先尽最大责任说出自己目前所发现和相信的东西。两位作者分别主笔了奥斯卡·施莱默、莫霍利-纳吉与格罗皮乌斯、汉斯·迈耶的章节。一方侧重于核心理念的辨析，另一方侧重于构成性的图解。这些工作共享着历史资源和基本愿景，作文www.yuananren.com却没有特别去（也不可能）缝合观念上、方法上的裂隙。所附2016年的两篇访谈，既是本书的一幅先期草图，也包含了正文的某些未竟之言，它连同这篇后记是对丛书总序的回应。而总序在这里作为全书真正意义上的开端，特地增补了较大篇幅的注解，算是整套丛书的一个特例。
最后，照例是感谢，但不限于本书，我们要由衷地感谢整套丛书的责任编辑王娜，没有她的耐心、专心与精心，这本书乃至这套丛书不可能留给我们如此宽裕的时间，并以如此破例的方式来完成。我们也由衷地希望这样的合作能持续下去。感谢那些在这一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学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们应该会在这套丛书今后的出版物中看到他们的名字。还要感谢所有参与过这一研究计划的BAU学社伙伴们。期望收到读者的回应和批评，这将是这本书所能获得的最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