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摘录：正值中美贸易摩擦下的世界格局变化，中美愈加走向对抗，中美贸易摩擦下各种关于中国制造业外移的报道层出不穷，社会舆论对中国经济与制造业产生巨大忧虑。
世界格局也是分离化，从政治到经济文化，民粹主义在欧美各国抬头，随着新冠疫情的黑天鹅事件，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也逐步展现。
本书从政治和历史学专家的视角审视全球制造业产业发展趋势，贸易是国际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基础，构建了全球经济双循环的理论框架。其核心观点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已成为一个中介性、关键性的“枢纽”，衔接起西方发达国家的创新产业及高端服务业与不发达国家的原材料产业。
中国的制造业与西方的创新产业、高端服务业之间形成一个经贸循环，中国的制造业又与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之间形成另一个经贸循环。
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一方面是因为“双层循环”中具有主导性的全球资本循环，是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前文提到的，全球创新的发动机也在美国。只有创新，才能带来经济上质的增长，否则只有量的扩张。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创新经济拉动起来的。
虽然发动机在西方，但发动机需要传动轴，整辆车才能跑起来，而中国就是传动轴。中国这个传动轴的出现，会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深远影响。
学者视角，不仅关注现象，对现象背后的地缘政治、文化演变、历史观与哲学思考皆信手拈来，再加上极具故事性的叙述方式。作者施展与研究团队采取实地调查、类比分析、广泛走访、普遍交流、数据挖掘等方式，开展了为期大半年的深度调研。先在国内长三角和珠三角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以获取必要的预备知识、了解真实现状；再赴越南从北到南进行深入调研；最后，基于新获信息，又逆向回溯到国内供应链网络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广西中越口岸地区进行重点调研。
归纳得出的主要结论是：
①当前表现出来的制造业向越南的所谓“转移”，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的“溢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事实不会发生实质性变化。
②能够转移的环节，和通常所说的高技术产业还是低技术产业无关，而是和不同梯次工业革命所出现的产业有关。就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形成的信息技术产业而言，美国掌握了核心技术和软件，占据总体主导地位；中国由于完整的供应链，在硬件制造方面起主导作用；越南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和优越的进出口政策，可以嵌入中国主导的硬件制造的某些环节。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生产流程之间是各种相互补充关系，它们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供应链网络。
③推动中国供应链网络向东南亚溢出的真正力量，是民间力量，有产业环节的溢出，更有隐性知识的溢出。中国干部是把中国的供应链网络与越南的组装环节衔接起来的重要微观载体。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中真正的“原力”，是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中国“走出去”要走得稳的话，必须得知道我们的这些项目如何惠及当地百姓，这得有一种在地化调适的能力：你得懂得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这些智慧、这些在地化的知识，中国国内很缺乏，但是中国干部头脑中则有很多，他们实际上是中国“走出去”至关重要的海外智慧宝库。但现在国内基本不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们应该被国内知道，公共舆论上需要有他们的声音，他们对中国这个民族而言如此重要。
④是“溢出”而非“转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技术、公司组织形式以及生产逻辑的演化，在经历空间和政治空间越发分离。提出了新汉萨同盟的构想。
对于经济社会与政治秩序的论断，本质上还是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表述。全球化背景下，民间经济和政府政策的确实出现分离，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者对于东亚的商人群体和商业秩序将形成“新汉萨同盟”的论断，作文www.yuananren.com缺乏对内外部环境的全面审视，零星的几个调研论据也有一叶障目之感，更像是热情洋溢的一厢情愿。
新汉萨同盟作为商人共同体，它的规则都是商人之间演化、累积出来的。历史上，我们看到这种规则，以及支撑规则的伦理的生成，都是在仲裁和司法过程中出现的，如果依靠立法过程，规则就很难是中立的、自生的。
这里顺便再谈一下本书的调研。调研大概可以分成“新闻式调研”和“统计式调研”（这两个名称都是我随口编的，意会为主）：新闻式调研立足典型的当事人，这种调研更为生动，给读者以较深的印象，但往往角度狭窄，不能透视问题的实质；统计式调研立足对社会现象的整体观察，依靠广泛的统计数据，但这种形式虽然忽视个体的观感，读者难以产生共鸣，但统计数据可以在更整体、更客观的角度审视问题。本书作者对越南的调研，大概更像是“新闻式调研”。对于调查者的采访确实很有趣，但难以支撑作者形成如此宏伟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