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生物学中的基因（或个体）选择和群体选择（或多层次选择）之间的争论已经越来越不可开交，因此我一直在找寻一种能够弥合和解决双方分歧的选项，而阅读了马克·莫菲特的《从部落到国家》一书后，获得了不少启示。
一、个体如何并不重要。个体和群体选择争论的焦点，群体一方认为个体选择理论无法解释生物界大量出现的利他主义。个体一方给出的答案是亲缘选择理论和互惠利他理论，然而群体选择则认为大多时候的利他行为并非基于任何血缘关系，也并不求回报。然而，群体选择理论无法解释自私的个体（基因）会瓦解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也就是说“搭便车者”会将合作者驱除出去。
虽然莫菲特自己并不打算介入这场争论，但他在书中提供的大量例子则试图说明，选择群体生活的动物，实际上个体是否自私或利他并不重要，因为群体为个体带来了好处才让个体选择生物在群体之中。
一只狼或鬣狗选择和群体生活在一起，它们很多时候彼此之间会争斗，但落单时候也会感到不安。莫菲特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其中的群体、个体成员或二者同时提供竞争优势，那它就不可能进化。”因此说，个体（基因）是否自私或利他（合作）对于群居生活的动物来说并不重要。
二、大脑空间不足。个体选择理论的缺陷在于，无论是亲属选择还是互惠利他，都建立在个体之间的互动上，也就是说我们得能够识别和每个人的亲属关系。然而，动物大部分除了直系亲属之外，根部无从外观上分别彼此的血亲度，而要记住谁曾经给我挠了痒，谁曾经没有给我梳过毛，需要非常大的记忆负担。
由此，就引发了作者需要讨论的由邓巴等人提出的社会大脑假说。根据邓巴的研究，只有人类的大脑新皮层增加，才能够让我们人类群体规模达到了150人，其他动物由于大脑容量的限制因此只能低于这个数字。大体上这个规模是对的，但邓巴的假设前提是，我们在群体中需要建立一对一的关系。然而，实际上人类最终能够建立帝国，并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远远不是大脑新皮层大小可以解释的。
三、匿名与身份认同。像人类以及蚂蚁等群体，是生活在陌生人（蚁）之中的，我们通常只认识直系亲属（及近亲）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大部分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陌生人。像我们的近亲黑猩猩，要是看到陌生的黑猩猩，铁定要将其赶走或打死，为什么人类和蚂蚁等群体没有这么做呢？
我们能够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是因为又了共同的身份认同，这才是这本书的主题。蚂蚁通过信息素（气味）来识别彼此是否是同族，而人类则发展出来了各种标记，如方言、发型或国旗等等，用于区分彼此和敌我。这虽然造就了刻板印象，但也解放了认知负担。从而为我们发展大规模社会创造了条件。
四、文化演化理论。作者并未过多和深入地涉及这一点。实际上，莫菲特在书中所举的大量生物案例中，能够将群体之间彼此区分开来的因素或者标记，作文www.yuananren.com并非是基因或遗传等天生所带来的，而是文化，这里的文化是彼得里克森和罗伯特·博伊德所定义的广义的“信息”，也就是不同于遗传，而是后天的因素。
不论是蚂蚁的气味还是黑猩猩用吼啸，或是鸟类用歌声、大象用低音等等，都是源自于广义的文化“信息”，也就是说群体身份识别系统非常具有可塑性，群体文化可以接受新来者，也可以演变或突变，或是重新定义。
如果将文化演化理论接入到作者提到的身份认同理论之中，就更为广义地扩展其应用和适用范围，但作者选择直接将身份应用于分析人类社会从部落到国家的演变，就像赵鼎新所批评的那样，过于“扁平化”了。
但是，赵鼎新对该书的评价（见《我们该如何研究人类社会与其他动物社会？》）却并不中肯，以下主要提出几处反驳：
赵认为，人类从黑猩猩的小规模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与黑猩猩群体就更加具有可比性，而不是与蚂蚁，并认为将人类和蚂蚁比较是假同构，侮辱了蚂蚁。莫菲特在开头就已经回应过了这种批评，我这里主要不同意的是赵所谓的“假同构”，眼睛在不同生物中分别被“发明”了出来，按照赵的说法也都是假同构，这种趋同演化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生物为了解决同一个功能问题，所采取的不同方案。功能相同，便是可以理解和比较的基础，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中西方用不同餐具，所以两者之间就没有可比性。
这又涉及到赵所批评的另外一点，赵批评作者看到相同却没有看到差异，而赵鼎新所著的历史著作，更多是看到差异，而对相同之处视而不见（见我的评论《人类历史需要更多关注共性而非差异》和《中西历史比较的战火又烧到了春秋战国》）。只关注差异最终会像文化人类学者那样，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认为世界上本无科学，一切都是西方人的驯化工具。赵本人从生物学中转入历史研究，却反对生物学理论介入人文学科，生物学者偏向于关注共性，特别想要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赵却提倡差异重拾“智人例外论”。
批评一个人不代表就比别人看得远，我对赵的批评如是，赵对莫菲特的批评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