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于战争、国家、民族与道德文明的思考展露了冯内古特作为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的姿态。这无疑源于他的身份、经历和教育：其祖先是来自德国的移民，他因此感受了一战时美国社会反德情绪的甚嚣尘上，并经受了二战期间德裔美国人难以摆脱的原罪感和民族身份的严峻考验。
他对二战的态度反映了他在民族主义和捍卫人类文明的矛盾之间的态度和立场---在战争初期持坚定反战态度的他后来出于“保卫西方文明”的信念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应征入伍，成为奔赴欧洲战场的志愿军，并且经历了本书所描写的德累斯顿大轰炸---一段可以说不是那么显眼的二战历史。战场、战俘营以及大轰炸的经历不仅仅带给他难以磨灭的创伤和痛苦，更激发和深化了他关于人类文明、科技与战争以及国家和仇恨的思考，无论其思考在他的人生最终是否走向了悲观。
虽然《五号屠宰场》是一部小说，但不难发现，这些思考无疑是所有情节的底色。此外，教育经历也为他的许多思想提供了解释。1940年他开始在康奈尔大学主修化学，战后转而修习人类学的硕士课程。如果说学习化学或多或少让他熟谙了“科技的神话”与”理性的胜利“，那么后者则更多赋予他了一种平等、相对主义和超越国家民族的倾向，并且致使他对于前者宣扬的”芥子气的神话“以及人性进行了怀疑。”有时候我想起我所受过的教育……我是人类学系的学生，在那时，他们传授的思想是人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区别。今天他们也许还传授着同样的思想“；”他们传授的另一个认识是，没有人是怪癖的、邪恶的或者是可憎的……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里面有坏蛋的小说“。
冯内古特在这里念叨的理想主义式的人类学宣言，或许是战后伤痕累累的心灵的对美好信仰的皈依和一种对于人性和良知可贵的坚守。作文www.yuananren.com这种基于良心和思考的坚守或许是他执意要”回望索多玛“，写出一本”关于德累斯顿的书“的原因。在本书具有序言性质的第一章中，作者引用了圣经里关于大毁灭的经典典故---罗德之妻和索多玛城的故事，也是他个人认为最动人的一幕，来诠释他写这本书的意图。“……罗德之妻被告知不能回首观望她的同胞和家园所在之处，但她还是回首观望了。我很欣赏她的举动，因为那是如此具有人性（或译成：“人之常情”）。
“作者将自己比成罗德之妻式的人物，他回望乃至记录了遭受大毁灭之处，并且由于在回忆和写作中遭受巨大痛苦变成了苦涩的盐柱（“这是一部失败之作，非如此不可，因为它是由盐柱写下的。“），但无论是处于抵抗记忆的沦陷与遗忘还是进行一种实在的对战争与疯狂的抗争（当时的越战背景），还是处于”人之常情“，冯内古特选择成为了格雷厄姆格林所说的”收尸体的人“，通过书写来重新审视灾难。文学被作家赋予了历史的解构性以及其背后的反思、良知和和责任感。这点或许也是《五号屠宰场》最打动我自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