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时空可以穿越，TED演讲一定不能漏掉夏目漱石，这是读完这本小书后的第一个想法。
文字无法完美还原百年前大学课堂上的情景，但这个戴着圆眼镜打扮一丝不苟的男人，仍然能穿越迷宫般的抽象概念，重新站到读者面前。
若说不读《我是猫》无法理解他的毒舌，不读《草枕》不能领会其耽美，那么《文艺的哲学基础》这本文论和演讲集，所做的无非是解开了漱石文学作品上的层层轻纱，具有文学史和精神史的双重回溯意义。
书的编排很有意思，《人生》与《文艺的哲学基础》的阅读难度远大于后三篇，对读者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但若将较易阅读的后三篇居前，则容易造成彼此割裂，很难站在融会贯通的高度看待漱石的文学思想。
《文艺》一篇之所以重要，在于漱石经由物我的割裂与合一、客体与自我投射、意识的连续和时空的命名等一系列概念性梳理（在《人生》中已有初步阐释）后，抛出了美、真实、善良与庄严四种文学理想，四种理想此消彼长，互不冲突又彼此独立。从这一论点出发，阅读后三篇的体验将变得无比丝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四种理想”和后面的“F+f”文论一样，也仅是夏目钥匙中的一把。
为让阐释尽可能细致，漱石拿出了和汉洋兼备的强大知识储备，各种例证与典故信手拈来，论证文艺作品中作为手段的技巧之所以重要时，以《亨利四世》和《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两段英文做对比案例，一优一劣洋洋洒洒谈了数千字。深怕这样仍不足够，还不忘带货自己的另一本《文学论》，要读者再细细领会。
值得玩味的一点是，漱石对莫泊桑的《项链》颇有微词，直斥其作品“和侦探一样卑劣”，究其原因不外乎莫泊桑先生没心没肺，没有从道义和同理心出发给女主人公一个理想结局，从根本上断绝了读者对应该被同情的善行报以同情的可能。这种一味追求“真”而损害“善”的行为，是与漱石文学论点相违背的。
基于对过于偏袒真实理想的不认可，漱石表达了不愿意和侦探为伍的想法，认为后者是在更为卑劣的层面上追求真实。作为无道德无美感的冷冰冰的机器人，为了探求那个最后的真相而抛弃了人之为人的根本。
漱石对侦探的厌恶，有几分是针对这个职业本身，有几分是基于个人文学旨趣，答案不言而喻。由此也可以判断那篇一向被视为推理痕迹很重的《心》，并不能作为推理小说来看待。抽丝剥茧的心理描写，反复盘旋的情节推进，以及出人意料的悲剧结局，从根本上讲并非为了解谜服务，而是为了映射大动荡时代的莫测人心与阶级现实。
由此也不难明白漱石在《文艺与英雄事迹》中对自然派畏惧、排斥描写英雄事迹的不满，《英雄》及其后的《文艺与道德》《模仿与独立》三篇演讲稿，可以视为“与青年书”，是漱石作为一个汉学积淀深厚，又经历了欧风美雨洗礼后形成独立人生观、文学观的知识分子对日本年轻一代的期盼。
东方哲学对性格的浸润、佛教的生死观念、参禅悟道的神秘启示，是考察漱石精神史时必须关注的底色，其青年及成年期追求的理想道德范式，则更多来自欧美诸国上升期高扬的自由平等精神。
人尽皆知的一点是，漱石对彻底否定日本历史，不加甄别就全盘西化的路径报以深深怀疑，极度压缩的空间与疯狂加速的时间，给人带来不可控的被裹挟之感，作文www.yuananren.com并进一步发展为精神上的苦闷彷徨。梳理漱石的文论脉络，就能更深地懂得其对文学的分类是建立在作家本人对东西洋文化与哲学的细微考察之上。积极/消极文学，俳谐/生死文学，自然派/浪漫派，余裕小说/非余裕小说等等术语，无一不是漱石超脱艺术家小群体之后所具备的国际视野、持批判态度观照日本大转折时代人心变异与社会脱缰的严谨逻辑思维之展现。
漱石特别指出，他并非反自然主义，在生死文学与俳谐文学之间也未执其一端而舍另一端，他在强烈要求后辈铃木三重吉不要沉溺于“花魁忧郁”式文学的同时，自己却也交出了《草枕》这样典型的浪漫作品。漱石文学观的矛盾与自我超越，是时代赋予的刻痕，亦是他这种持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漱石穷其一生追索的“人类文学”，建立在强悍且独立的人格之上，这也是其在文论中反复强调真实、美、善、庄严四种理想独立发展且不可偏废的原因之一，而这在他所处的时代的确是一件稀缺品。
从懵懵懂懂的社会观察者到大声疾呼的批判者，再到放下以一己之力矫正社会的执念，转而在低徊趣味中品茗听曲驻足赏月，化身持重内敛且不失柔情的人心抚慰者，夏目漱石多变的文学轨迹与驳杂的精神光谱，如同日本随着近现代文明一同向上攀登的道路，漱石选择的是人少的那一条。在技术进步的表象之下，坚持文化背景与人文思考的重要性，于社会转型的期待中竭力维持他所谓的“自我本位”，而这一纠结的自我本位却一次次被动摇与打击。直到去世，漱石都未能走出这场深刻的精神危机。
由文论出发，经过作品再回到文论，夏目漱石用一生的探索兑现了知行合一，虽然结局远远谈不上完美。漱石不是这条孤独翻越之路上唯一的行者，但可欣慰的是，他最终成了被铭记最久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