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问题是：“为何中国社会的科学技术在10-14世纪达成了如此高的成就，却没能像西方一样诞生一场‘伽利略’式革命或诞生一种现代科学，反而却渐渐落后于西方社会了。”
他在问题表述一定程度上预设了“科学”或“科学技术”的一些内涵，这些内涵也在本书中得以说明。不同于格尔茨和诸后现代学者将“科学”视作一种历史范畴或地方性知识，李约瑟认为科学是一种普遍的客观的自然知识体系。尽管东西方之间的宗教、社会、经济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不足以决定谁有过科学谁没有过科学。除非人们将“科学”定义为15-17世纪科学革命之后产生的那种现代科学，各个民族一旦产生知识阶层，都或多或少对自然现象有所思考，也形成过“科学”的雏形。
既然科学成为了一种有内生性的宏大发展逻辑的概念，传统科学史诉诸族群文化背景，诉诸思想承继和事件因果链以解释科学革命起源的方法显然就不太合适了。而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李约瑟强调自然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本身是不足以说明东西方科学发展之差异的，甚至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占据要紧的地位。他认为真正起决定意义的是社会经济形态。
现代科学的诞生或者说“伽利略”式的革命乃是实验方法应用于理论研究，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换句话说就是数理科学的理论传统与炼金术、技术的实践传统二者的结合。过去，前者被不事稼穑的知识阶层所垄断，后者则是工匠走卒的身份烙印。二者的分离不仅是社会分工意义上的区别，更是社会阶层高低、文化品位高低的区别。无论是古中国亦或是古希腊，它们并不缺少成体系的天文学、医学，也不缺少水平高超的冶金、制陶技术。现代科学诞生之问题在于缺少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社会力量。作文www.yuananren.com李约瑟认为，资产阶级或商人阶级正是这种少有的社会力量。欧洲的文艺复兴、科学革命无疑是与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相伴相生的。但中国以来水利工程建立起来“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庞大官僚体系则几千年如一日地压抑着商人阶级的发展，直到国门被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社会都没有看到科学革命的曙光。
对李约瑟而言，自然科学技术固然有其自身逻辑，这种逻辑超然于知识体系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但人类的科学事业之为历史，却无法摆脱社会因素的高度控制，后者的意义甚至远高于发展逻辑本身。结果就是，李约瑟用一种极为“辉格”的态度将科学社会史塞进了拉卡托斯所谓的“内史”范畴。此外，李约瑟所言的“科学”概念类似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都是一种浮动于社会表象之下的“形而上学实体”。这种高度纯粹的构想（普遍的客观的知识），是否能够在现实中寻找到，仍然是个值得质疑的地方。